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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对中国与中亚文化交流的影响

发表日期:2020-01-15 23:29:05   编辑:秋香

  第二章 中国与中亚文化交流的历史

  一、中亚的历史变迁

  中亚历来是游牧民生活的地区,同时,在绿洲里生活着定居的农业民族。因为位于地处东西方交通的要道,直接控制了草原丝路和绿洲丝路,它的发展受到波斯、希腊和中国的强烈影响。

  公元前558年波斯帝国建立,逐步占领了中亚。前324年,亚历山大灭亡波斯帝国,中亚成为塞琉古王国的一部分。前250年,阿富汗脱离塞琉古独立,建立希腊人的大夏王国(巴克特里亚);3年后,波斯人建立安息王国(帕提亚)。

  前1世纪中叶,月氏人从西域进入,灭大夏,逐渐建立贵霜帝国。乌孙、康居、栗特、大宛是当时并存的几个大的塞种人国家。公元91年,各国在汉朝的帮助下,摆脱匈奴控制,并将匈奴人赶到乌拉尔河地区。汉朝控制河西走廊。这一时期是汉帝国、月氏和匈奴的天下。

  公元375年嚈哒(白匈奴)灭贵霜,占领印度。公元420年,鲜卑族的一支柔然兴起,控制中亚。公元552年以后,突厥先后灭柔然和嚈哒,主导了中亚,尤其是同化了大多数塞人。

  公元639—657年,东西突厥被唐灭,唐朝控制西域和河中,设安西和北庭两都护府及羁縻州。673-741年,阿拉伯人夺取了撒马尔罕等中亚城市。751年,唐军在决定性的怛罗斯之战中失败。中亚变成了大食领土。阿拉伯人的征服开始了中亚以至日后中国西北地区的伊斯兰化过程。各民族的文字也采用了阿拉伯字母。

  公元870年,突厥人的一支从蒙古迁到中亚,建立了喀喇汗(喀什为首都)、高昌两个回鹘(维吾尔)国家。公元962年,波斯哥疾宁王朝控制伊朗、阿富汗、塔吉克。1037年,塞尔柱突厥人灭哥疾宁王朝,控制阿拉伯哈里发,中亚重新成为突厥的天下。

  1125年,喀喇汗、高昌被契丹人灭,建立西辽。1194年,突厥人的花剌子模占领河中、伊朗,并向西辽称臣。

  1226年,蒙古灭西辽和花剌子模,在中亚建立察合台汗国。1348年察合台汗国分裂为东西两汗国。1369年,帖木尔帝国取代西察合台汗国,先后占领伊儿汗国、印度河和钦察汗国。1406年帖木尔帝国分裂。1456年哈萨克汗国成立。帖木尔国家在1500年被乌兹别克汗国灭掉。

  1514年东察合台王室成员建立叶尔羌汗国。1540年,蒙古瓦剌部侵入北疆。1543年,叶尔羌汗国灭东察合台汗国,成为强国。同年,瓦剌分裂为四部,其中准噶尔部逐步强大,控制了其他诸部和哈萨克大部,领土包括青藏。这一时期,中亚土著民族与蒙古人、突厥人、阿拉伯人等相互融合,形成了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维吾尔等民族。在宗教上,伊斯兰苏菲神秘主义广泛传播是一个特点。总特点是突厥化、伊斯兰化和新的民族的形成。

  从近代开始,清朝也在努力扩展势力,稳定西部边疆。1720—1724年清军击败准噶尔,收复青、藏。1755年收复北疆。哈萨克左部右部(大玉兹、中玉兹)、东南布鲁特(吉尔吉斯)各部,巴达克山、博罗尔、爱乌罕(阿富汗)、浩罕(费尔干纳)等部先后遣使入贡,称臣于清。俄国从16世纪开始向高加索扩张,19世纪初进入中亚,侵占中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大片领土,1885年,俄罗斯吞并整个中亚。在中亚,俄国推行殖民政策,大量移民,并强迫当地民众信仰东正教。1916年爆发了席卷中亚的民族起义。以后,转而采取扶持伊斯兰教的政策,承认伊斯兰法是处理地方刑事和民事案件的有效法律。19世纪末,鞑靼知识分子提出泛突厥主义思想,20世纪初泛突厥主义开始在土耳其发展。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爆发,在沙俄策动下,外蒙古王公宣布“独立”,成立“大蒙古国”。总之,近代的基本特征是中亚的斯拉夫化,现代边界基本形成。

  十月革命后,布哈拉和希瓦汗国恢复独立,然而苏联红军于1920年重新控制了上述地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924年,苏联政府在中亚地区进行了民族划界。1925—1936年,先后成立了作为主权国家的中亚五个加盟共和国并加入苏联。。1921年,蒙古马列主义小组进行革命,成立临时政府,苏联红军“应邀”入境,控制外蒙古全境。1945年,苏联与中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国国民政府于1946年承认外蒙古独立。

  二、中国与中亚的文化联系

  中国可能很早就与中亚发生过联系。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穆天子传》记载了公元前10世纪周穆王携带丝织品西行至“西王母之邦”的故事。公元前6、5世纪波斯帝国对西亚、非洲和欧洲东南部地区的征服、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东征、公元前3世纪前期印度阿育王扩张,都促进了西亚、南亚之间的区域交往,自帕米尔以西的丝绸之路西段实际上已经开通。考古证明,公元前6至前5世纪欧洲人已得到中国丝绸,它说明中国与中亚有断断续续的联系。只不过由于在汉武帝以前,中国中央王朝所控制的疆域与中亚地区不发生直接的衔接,这种联系没有被政治化。

  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前往大月氏,几经周折,西行至大宛、大月氏、大夏等地,公元前126年返回长安。一条东起长安,经陇西、河西走廊,然后沿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缘,进而连接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的中西交通通道正式建立。史书上把他的这次西行誉为丝绸之路的正式开辟。从此中国与中亚地区的相互交往,就绵延不断,在不同朝代,在不同的地方汉文化有着不同的内涵,展现着不同的特点。

  1、两汉时期中国与中亚的文化交流

  在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汉武帝正在思考国家的长治久安之策。元光元年(公元前133年)五月,汉武帝下诏举贤良对策,说他“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希望有人能为汉朝提出一套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思路。当时董仲舒三次给汉武帝上书,史称天人三策。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政治关键是要找到正确的治国道路,任用懂得正确施政方式的人才,并用儒学统一思想。董仲舒指出,正确的治国道路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相传之王道,其核心是仁义礼乐教化。董仲舒开启了汉代政治思想儒学化的新时代,儒学从此逐渐成为汉朝的意识形态。在汉武帝以后的西汉(-公元25年)和东汉(公元前25-220年)时期,儒家思想是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

  汉武帝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了解当地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商业和宗教文化,与中亚地区建立友好关系。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张骞在出使西域所展开的外交活动中赢得了西域各国的信任和友谊。司马迁在《史记》中说:“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史记·大宛列传》。 随着西汉王朝逐渐掌握了中西交通道的控制权,在丝绸之路上中国和中亚各国相互来往的使者和商人越来越多,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活跃时期。在西汉王朝日益浓厚的儒学氛围下,儒学的忠君爱国、仁义教化等思想也传播到西域地区,使中亚地区的人民对汉人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性格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

  东汉时期,称霸中亚和南亚的是贵霜帝国,该帝国的创立者本来是居住在祁连、敦煌间的游牧民族大月氏人,先后为匈奴和乌孙所迫,向西迁徙, 前1世纪中叶,月氏人从西域进入中亚两河流域。在迦腻色伽在位期间(约公元78—101年或102年),国势鼎盛。公元91年,乌孙、康居、栗特、大宛等当时并存的几个大的塞种人国家,在汉朝的帮助下,摆脱匈奴控制,并将匈奴人赶到乌拉尔河地区。汉朝控制河西走廊。在班超,班勇父子等人努力下,东汉与中亚地区的联系最为广泛与密切。(请补充贵霜帝国所受汉文化的影响的证据)

  中国与中亚的文化交流也将佛教传入到中原。东汉末年,佛教的基本特征已经开始被人们所了解。在三国初期,有一位佛教信徒叫牟子写了《理惑论》,用自问自答的形式来反驳人们对佛教的质疑。在这本书中间,他介绍了释迦牟尼成佛的整个过程,介绍了佛教的天堂和地狱的学说,以及佛教的一些独特的修行方式。这表明佛教独特的信仰特征已经为中原的人们所了解。

  2、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与中亚的文化交流

  魏晋南北朝的360多年,中国虽然处于分裂状态,战乱频仍,但西域以及河西走廊、青海地区相对平稳,而丝绸之路另一枢纽地带的波斯地区,由于萨珊王朝(226~651年)的建立,成为了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中转站和集散地,对丝绸之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不同的时期,中国各个政权出于政治,外交等方面的需要,都与中亚地区保持着一定的联系。这个时期西域与内地的交通,中亚与中国之间的来往,并未断绝。

  中国文化在西域传播的标志性事件是,汉代经学在凉州开始形成学术研究气候,这批经学学者在西域所培养的弟子以及所形成的学术氛围,使得中亚与儒学发生直接接触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要补充这一事件的发生过程和主要内容)

  而中亚文化在中国的标志性事件是佛教传播到中原,并为中原彻底了解。这个时期中国人主动了解佛教经典的愿望更加强烈,精通佛教经典的域外高僧也被请到中原从事佛经的翻译事业,更多的佛教经典传到中国并得到翻译。曹魏时期,洛阳就有一个出家人朱士行,他钻研传入的佛教经典《小品般若》,感到传讲不通,他就认为这里面肯定翻译有问题,他听说在西域有大量佛教经典的原典,就下决心去西域寻找原始的佛经。公元260年的时候,他从雍州(大约就是现在的陕西凤翔)出发,越过流沙到达于阗(新疆和田一带),终于找到了佛教《小品般若经》的祖本《大品般若经》,他就在那里抄写,自己没有回来,但是他把这本经送回到洛阳,他是中国有史记载第一个向西天去取经的人,这是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东晋时期,又有一位僧人法显,他于公元399年从长安出发到达于阗,但他没有在这里停止,他又越过葱岭,到了天竺,也就是现在的印度,到了尼泊尔,然后一直在那一带寻找佛经,在这里还学习过很多年。后乘商船回到了山东,又经陆路在413年到了建康(今南京),这是在历史上记载的真正向西天取经的中国人。像这么一批人,他们去西域取经,带回了很多的经典,对佛教发展具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在这个时期,也有一些域外的高僧被请到中原来从事佛经的翻译事业,这中间最有影响的是鸠摩罗什。鸠摩罗什是西域人,他出生在今天的新疆,但是他长期在古印度跟他的妈妈一起修习佛教,对佛教非常了解,而且又懂汉语。他在后秦弘始三年,就是公元401年的时候被迎到长安。后秦出物资、出人才让他在长安的逍遥园译佛教经典,当时他有八百多个弟子,译出了《妙法莲华经》、《佛说阿弥陀经》、《金刚经》,还有《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等大量的经典,一共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这些经典对佛教的发展是有很大的贡献。因为鸠摩罗什对佛教非常了解,他的汉语水平又很高,弟子又很多,所以他译的这些佛典文字很漂亮,而且又契合佛教的原始含义。也可以说到了鸠摩罗什这个时候,中国佛教的面目焕然一新。因为有这么一个基础,随着对佛教的了解的深入,中国佛教徒就已经能够准确地把握佛教义理的精髓。鸠摩罗什有一个弟子僧肇,生活的时代是公元384年到414年,只活了三十一岁,但他对鸠摩罗什所翻译的这些经典,特别是对《中论》、《百论》、《大智度论》十分了解,他的老师鸠摩罗什也认为他是中原真正了解佛教的“空”的涵义的第一个人物。僧肇写了《物不迁论》、《不真空论》、《般若无知论》、还有《涅槃无名论》,非常明晰地介绍了当时大乘佛教的“中道论”,另外还对他之前中国佛教中间所出现的对佛教各种各样的的理解,进行了批评。大约到6世纪的中叶,中国佛教就开始出现用自己的理解对整个的佛教体系进行一种理论构架的尝试。这个时候,对于什么才是原汁原味的佛教,中国佛教已经不满足于追求这一点了,而是要发表自己对于佛教的见解,试图对佛教体系提出自己的一种统一的认识。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与中亚地区的文化交流得到了成就,其中,儒学经过中原士人的西播,开始在西域扎根,并成为向中亚传播的桥梁。中亚成为佛教传入中原的重要支柱。

  3、隋唐时期中国与中亚的文化交流

  隋朝(581-618)和唐朝(618-907)中国历史上辉煌发展的时期,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都比较快。隋唐时期,隋唐帝国、中亚诸国、阿拉伯帝国及雄踞于地中海东岸的拜占庭帝国,构成了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贸易伙伴,使丝绸之路上的交往更加频繁。

  634年,西突厥一分为二,唐军乘机降伏天山南路诸国,设安西都护府,统有四镇。657年,唐亡西突厥。659和661年,河中的昭武九姓和波斯以东的16国分别内附, 河中、吐火罗和西域因而成为唐朝的羁縻州。702年,唐设北庭都护府,统辖天山北路之地。唐朝在西域的大敌是吐蕃,后者于663年占有吐谷浑故地,670年一度攻占安西,并与唐朝战事不断;吐蕃的盟友南诏于750-779年间也与唐朝发生战争。717年,大食、吐蕃和突騎施联军首次进攻安西四镇。安史之乱后,乘吐蕃机占领了唐朝的西域、陇右和河西之地,823年唐朝终与吐蕃会盟,并于849-857年收复了部分领土。

  阿拉伯帝国地处欧洲与远东之间,成为当时世界航海活动的中心。在陆上,阿拉伯人征服的步伐不久迫近中亚,中亚诸国希望中国唐朝能出兵施以援手。起先唐朝虑其路途遥远,大食尚未危及唐朝控制的安西、北庭等地,就没有出兵。后随着大食势力在中亚各地的逐渐壮大,在751年唐朝军队与阿拉伯帝国在怛逻斯城展开大战,唐军大败。此后,安史之乱的爆发,唐朝几无力西顾,逐渐丧失了对中亚的控制。此后,唐帝国和阿拉伯帝国两大帝国拥有相对稳定的权力,而且都从丝路中获得巨大利润,两国再未发生大的战事,相反却建立了良好关系。[ 黄民兴:《“伊斯兰秩序”与“华夷秩序”——唐朝中国与阿拔斯王朝的地区秩序关系分析》,《唐都学刊》,2008年第3期。]直到晚唐,吐蕃控制了河西走廊,从而阻断了丝路。

  隋唐时期,中国与中亚的文化交流在深度和广度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并对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要举例说明中亚受到哪些隋唐思想的影响,中国又从中亚得到哪些启示?需要再找资料)

  4,宋元时期的契丹人与他们在中亚的重要贡献

  当阿拉伯帝国崛起后,很长一段时间,欧亚大陆广阔区域为阿拉伯帝国及后来崛起的奥斯曼帝国所控制。1453年拜占庭帝国被奥斯曼帝国灭亡,君士坦丁堡遂改称伊斯坦布尔。欧洲人视其为发展与亚洲贸易的障碍,西亚和中亚的陆路贸易受阻,11—13世纪的十字军东侵和15—17世纪的新航路的开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虽然蒙元时期的西北陆路贸易仍在继续,但随着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不断进步,海上贸易逐渐成为丝路贸易的主导方式。

  916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建立契丹国,947年改国号为辽。1122年-1124年,辽国在金和宋的夹攻下灭亡。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八代孙耶律大石向西前往阿拉伯帝国,经过十多年的战争,在中亚七河地区终于建立西辽帝国。耶律大石本人是小的时候受过很好的契丹族的传统的骑射训练和文化教育,同时受过汉族的文化教育,是一位文化修养很高的创立者。他尊崇孔子,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的主导思想,对人民“轻摇薄赋”;对属国属部“柔远怀来,羁縻安抚”,对宗教信仰“循俗宽容”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安宁,宽松的社会环境。

  西辽国是一个汉文化影响很深的王朝。这里所说的汉文化,不但包括语言文字,儒家思想,典章制度,而且还包括技术,社会习尚。乌兹别克斯坦历史协会的博士生Duturayeva 曾专门研究过这个时期。她指出:“契丹人到中亚地区,建立了伟大的西辽帝国。虽然他们有属于自己的汉文化,对其他宗教表示尊重,也没有强迫当地民族接受他们所带来的文化与宗教,所以跟当地帝国一次也没有发生过矛盾与冲突,也没有阶级对立。历史上还出现契丹人帮当地帝国打败其他民族的情况,所以当时的国王把把拉萨滚地区还给他们了”[ Duturayeva :《“12世纪末一13世纪初契丹人统治下的中亚地区”博士论文》。乌兹别克斯坦中央研究院,历史学院,2010年。

  ] 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历史上,西辽帝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耶律大石在王朝直辖领地取消分地,保持中央集权使中亚历史进一步发展。通过契丹人的文化,政治制度,语言可以深深地了解到当时该地区其他民族与帝国的文化。乌兹别克,塔吉克,吉尔吉斯斯坦一些地方还存在着一些契丹人的遗存,如“契丹县”,“契丹”,“契丹塞”,这些都是他们保存下来的文化。西辽时期汉文化还是对中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深刻的,是汉,唐后汉文化向中亚传播的有一个新浪潮,新高峰。

  1204年,成吉思汗完全统一漠北。1211年至1215年,与金人奋战,黄河以北之地尽为蒙古所有。1218年,成吉思汗灭西辽政权。成吉思汗希望控制丝路贸易的中亚花剌子谟王国实行和平贸易,但花剌子谟王国国王摩诃末被丝路贸易的巨大利润所蒙蔽,杀害了成吉思汗的贸易商团。1219年秋,成吉思汗发动了对花剌子谟的战争。成吉思汗采取分路出击战术,攻取花剌子谟的布哈拉、撒马尔罕等重要城镇,最后追击摩诃末,渡过阿姆河,向南继续进攻,取得了第一次西征的胜利。成吉思汗死后,其继承者又继续用兵欧洲,平定俄罗斯全部及里海以北,又侵入匈牙利及波兰。其后于蒙哥时代,又继续用兵西域,平定波斯全部及小亚细亚一带,蒙古遂在西域建立一大帝国。整个欧亚大陆都变成蒙古人的天下,在东滨阿姆河,西临地中海,北界里海、黑海、高加索,南至波斯湾的地区建立伊儿汗国,在东起额尔齐斯河,西至多瑙河,南起高加索山的地区建立钦察汗国,在额尔齐斯河上游和巴尔喀什湖以东地区建立窝阔台汗国,在天山南北路及今阿姆河、锡尔河之间的地区建立察合台汗国,以及中国本部,皆统于蒙古大汗之下,所建帝国地域为以前所有游牧民族所不能比,丝路贸易最为畅通。

  5、明与帖木儿王朝儒家思想的重要性

  1368年在朱元璋在中国建立了明朝,而此时的中亚,1348年察合台汗国分裂为东西两汗国。1369年,帖木尔帝国取代西察合台汗国,先后占领伊儿汗国、印度河和钦察汗国,帖木儿(巴鲁刺思部贵族)建立了帖木儿王朝。1406年帖木尔帝国分裂。1456年哈萨克汗国成立。帖木尔国家在1500年被乌兹别克汗国灭掉。

  从明代开始,随着海上丝路的发展,陆上丝绸之路最终走向衰落,长途国际贸易为短途的地区贸易所取代。但明朝与帖木儿王朝之间的正式往来从1387年开始了。关于明与帖的关系史料主要有《明史》,《明实录》,《明会典》。哈萨克斯坦学者,克拉拉·哈菲佐娃在《十四-十九世纪中国在中央亚细亚的外交》一文中[ 克拉拉·哈菲佐娃:《十四-十九世纪中国在中央亚细亚的外交》,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全面阐述了当时中国与中亚地区的外交关系。在书的第二章,她论述了中国的政治文化与外交,包括使节应用素质,外交礼仪与语言等方面。第三章关于外交制度,包括朝贡制度,封爵制度,人质制度和藩属制度。第四章重点分析了精神文化与外交,作者指出儒家学说,宗教,山河崇拜等因素对中国外交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据《明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年九月,“帖木儿遣回回满刺哈非思等来潮,贡马十五匹,驼二只。诏赐白金二十八锭”。两年后“帖木儿再遣回回满刺哈非思来潮,贡马二百五匹。诏赐白金四百两及文绮,钞锭,从者俺都儿等八人白金七白两,文绮,钞锭有差”。(《明太宗实录》)通过两国使臣的觐见礼仪,双方对政治文化的有所了解,进而在交往过程当中能够尊重对方的习俗,并把它记载下来,传之后世,从一定的意义上实现了两个之间的文化交流。明太宗曾经命令遣返被明朝军队抓获的撒马尔罕人,以施恩怀荣的措施使帖木儿十分感激。明太祖要求帖木儿称臣纳贡。

  明朝与帖木儿王朝的外交关系保持了整整一个多世纪,在密切的交往当中双方文化都得到了一定的影响。频繁的交往促进了相关语言研习和翻译人才的培养。进行交流时,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为波斯语,汉语,蒙古语,畏兀儿语等等。明代所建的“四夷馆”是培养波斯语翻译人才和波斯-汉文翻译的专门机构,反应了明朝对中央政府与伊斯兰国家,地区和国内信仰伊斯兰教民族之间的密切联系,表现了明朝对国内外的 ‘回回’人事物重视。其次,促进了两国对彼此国情,文化和习惯的全面了解与研究。帖木儿使团访中国时,除了得到宗教信仰的尊重,对饮食也得到了照顾,同时,明朝在首都建立了清真寺。这些都表明,明朝对穆斯林世界的细致了解和认识,这也是当时对外交流繁荣发展取得的成果一面。同时,帖木儿也非常的重视中国的全面了解与认识并专门派人去中国研究和深入调查这块土地。

  总之,明朝与西域国家的往来,是以帖木儿王朝为中心来进行的。通过双方使节的往来,加深了国与国之间彼此的了解与认识,以及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同时,新疆地区的东察合台汗国是明朝时期伊斯兰教文化在中国传播的主要地区,而乌斯藏(今天的西藏)则是明朝与尼八剌国(今天的尼泊尔)进行佛教文化交流的桥梁。此外,明朝所建立的会同馆和四夷馆使着促进中外交往与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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