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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利美运动”发展史阶段划分及其特征研究

发表日期:2020-01-15 23:30:41   编辑:555

  第一章前言

  1.1引言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趋势对人们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人类已经进入信息爆炸的时代,不管是新闻媒体报道、还是负面的诈骗信息,以及各种学科知识,越来越多的信息进入到生活当中,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同时在这个知识信息共享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追求心灵的安宁与幸福的人生。人们不断地追求和享受科技带来的物质文明,但却得不到满足,找不到幸福感,依旧有许多生活琐事成为人们的烦恼。而宗教所盛产的精神文化也有了需求市场,宗教运用信仰崇拜心灵,在试着解释宇宙人生等问题的同时,给予人们在精神上的依靠,在很大程度解决了精神上的空虚,给人生存的意义。也因此,藏传佛教顺着时代的需求开辟了新的宗教市场,尤其是上个世纪中叶以来藏传佛教在欧美和内地发达地区受到青睐,越来越多的藏传佛教人士从藏区走向内地或者到国外讲经说法,建立禅修中心等佛教传播场所。对于这个趋势,藏传佛教内部认为是顺应了莲花生大士的预言[ 莲花生大士曾预言:当铁鸟在空中飞翔,铁马在路上奔驰之时,密法将会传遍世界。],而在外界开来,藏传佛教走向世界是社会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条件为前提的,藏传佛教在走向世界的同时有更多的挑战和机遇。其中藏传佛教在传播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其他宗教的信仰群众,也会经过其他宗教信仰区域,也可能会受到其他宗教的偏见或者排挤,自己内部也发生着一些矛盾事件。那么在这些诸多的宗教关系当中,藏传佛教应该如何对待其他宗教,怎样解决自己内部的宗派关系,这与藏传佛教今后在全球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关系。

  1.1.1研究背景

  目前,在对“利美运动”的相关研究中,主要是研究该运动的性质和历史意义以及影响,而没有对“利美运动”发展史进行深入研究,另一方面研究和倡导“利美”,有利于宗派对话的顺利进行,有利于完整地传承各个宗派体系,有利于苯教与藏传佛教在国内外的传播发展,有利于消减持宗派贵贱观点和宗派利益团体之间的斗争。

  研究背景,尽管“利美运动”将近一百六十多年了,在藏区“佛正苯邪”的观念依然存在,这种观念很大程度使不同信仰群体之间产生矛盾、冲突,不利于社会和谐。随着藏传佛教走向世界,藏传佛教各派在国内国外的发展遇到机遇,在建立寺院和接收更多弟子的同时会形成宗派各自的利益团体,因而在处理各个教派之间的关系时遇到新的挑战。

  1.1.2研究意义

  由于政治、历史及地域等因素的影响,藏传佛教呈现出派别林立的景况,不同派别之间的斗争也是愈演愈烈。而“利美运动”是要着重构建和谐的宗教环境,对当下藏传佛教的传播以及处理宗派关系时提供了积极的思想条件;通过对“利美运动”发展史划分阶段加以研究,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利美运动”所特有的社会发展规律,总结历史教训,并以史为鉴,力求引导宗教对话,追求宗教和谐。目前,国内对“利美运动”阶段性研究极少,因而本文可以填补学术上的空白,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1.1.3研究内容及方法

  研究内容;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藏传佛教发展史当中的“利美运动”。关于“利美运动”已有不少研究,有些学者将“利美”的实践者追溯到公元八世纪,也列举了在各个时期出现的“利美”的持有者,但这些人是极少数的,个别的,没有形成社会运动规模,也没有成为藏传佛教当时的主流思想。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就是紧紧围绕19世纪在德格掀起利美运动,此次运动通过各方人士的不断努力一直延续至今,并且紧随着藏传佛教的发展而变化。本文就是对“利美运动”发展史当中出现的主要代表人物,主要的事迹进行研究,并试着将不同时期进行阶段划分,分析各个阶段的特征。研究方法,本文采取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文献研究法,主要的研究理论是宗教社会学。

  1.1.4本文的结构框架

  本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绪论:包括引文和研究背景、意义、文献综述。通过对已有研究的成果了解认识,结合自己所掌握的知识,试着在本文不重复研究课题的情况下,寻找自己的论文线索。

  第二章:是对本文做一个总的铺垫,即对本文提出阶段划分的缘由做叙述论证。

  第三章:从“利美运动”发生的原因与进展详写第一阶段,并对此阶段的主要人物、思想、著作等特征做分析。

  第四章:继续写“利美运动”的第二阶段,主要代表人物,以及此阶段的主要特征。

  第五章:从新时期的角度论证“利美运动”在当代存在的必要性,以及此阶段的国内国外状况,以及此阶段的主要特征。

  第六章:对本文的研究做回顾,最后做总结。

  1.2文献综述

  1.2.1国外相关研究

  据目前的相关研究者一致认为美国学者金·史密斯(Gene E·Smith 1936~2010)是“利美运动”相关的最早研究者。当他出版在印度整理好的藏文文献时,在它的序文中写到了20世纪初期藏传佛教宁玛派大师弥旁·嘉阳南杰嘉措的佛教哲学著作,以及第二世蒋扬钦哲·罗智泰耶(1893~1959)“利美运动”。被收录于《藏文原典:喜马拉雅高原的历史与文学》。[ ]

  杰福利·萨缪尔(Geoffrey Samuel)用宗教人类学、历史学的研究角度,在他的著作《文明萨满:西藏社会中的佛教》一书中,以<格鲁派势力与利美融合为题>,对“利美运动”做了系统的描述。[ ]

  1.2.2国内相关研究现状

  近些年来,国内也有不少研究“利美运动”的相关论著,从其发表时间来看,主要有2009年“四川省藏传佛教文化研究会”主要创办者张炜明翻译了“利美运动”发起人物传记《蒋扬钦哲旺波传》等作品,相关作品也已出版问世。翻译版本具有藏族文学特色,尤其是尊重了原文藏族文人书写高僧大德的传记的模式,将书分为外传、内传、秘传三个部分。这对相关的不懂藏文的研究人员和读者提供了可鉴之处。

  2010年9月班班多杰教授以“试论藏传佛教的‘宗派无偏向’与宗教对话”为题在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论文,该文是从宗教对话的角度来研究“利美”运动;文中作者明确提出了“利美”的基本涵义:宗派之间来往关系上“无偏向”,保持清净之见,对其他各派不蔑视、破立、轻视“宗派无偏向”并不等于将各个宗派的见、修、行彼此杂糅到一起,恰好与其相反,既要保持宗派的个性,又要维护宗派的共性。文中列举了格鲁派领袖五世达赖喇嘛、觉囊派著名高僧多罗那它(1575—1634)等“利美”思想的持有者。从宗教对话的角度认为藏传佛教发展史都是对话性的。

  2011年6月班旦次仁以“藏传佛教不分宗派运动的特点及影响研究”为题发表了硕士论文;该论文分为三章,第一章从宗教、社会政治背景分析“不分宗派”兴起的原因,认为吐蕃时期的佛苯、顿渐之争、新旧密长期存在分歧,宗派利益争斗与是主要原因。第二章简述不分宗派的概况,第三章从多方面分析不分宗派对藏传佛教教义、文化、教派关系的积极影响。该论文论证了藏传佛教不分宗派运动的积极意义,不分宗派运动促进了藏传佛教内部的整合,并促进了民族认同。

  2012年7月万果教授以“藏传佛教‘利美运动’的现实意义探析”为题,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发表一篇论文。文中作者提出“利美运动”思想总是伴随着藏族社会的发展与变革时代,他认为公元8世纪末的吐蕃大译师毗卢遮那就是对佛苯相融或“利美”的初始者。同时作者也举出了13世纪兴起的萨迦政权对藏传佛教各派平等对待,也认为格鲁派的四世班禅、五世达赖,章嘉国师,土官洛桑确吉尼玛等都持有“利美”的宗派平等观。作者通过举例论证了“利美运动”在藏族史上对社会和谐作用,肯定了它的现实意义。

  2012年,台湾南华大学萧智隆以《利美运动之研究》为题发表了硕士学位论文。论文共有六章,从历史的观点探讨藏传佛教在前弘期与后弘期中出现的种种宗派矛盾,新译对旧译的批判,顿渐之争的延续,自空与他空之间的歧义,认为这些是引出利美运动的主要原因。作者表明利美运动不是宗教上的融合运动,是一次宗教复兴运动。作者肯定了利美运动对社会、政治、藏传佛教所带来的积极意义。

  卡尔梅·桑丹教授以“藏传佛教宗派无别观的起源与发展”为题,由同美教授翻译之后在2013年5月将其发表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对宗派“利美”观做了一定的历史叙述。文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中作者提出公元8到14世纪的藏族史上确实存在“利美”的观点的实践者。作者以四是班禅撰写的《噶举派大手印要义》为例,论证了各派无本质区别的观点。第二部分,是作者对学生提出的有关藏学疑问的回答。

  2015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李晨升发表了《工珠·云丹嘉措与19世纪康区的政治、宗教和社会》。文章依据藏文传记展开研究,以工珠·云丹嘉措的一生为线索,从他者的视觉分析了当时康区的多元文化,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宗教格局,详细分析了工珠·云丹嘉措的的经历。这也是第一次通过对工珠·云丹嘉措个人传记视觉来研究当时的社会人文。文中的结语部分提出尽管在藏文传记中出现许多宗教经验相关的记载,但是对后人来说是无比珍贵的可供研究的材料。肯定了藏文文献的价值。

  “利美”是藏语(ris med)的音译,在目前主要的文献资料中,被翻译成了“宗派不偏袒”、“宗派无别观”、“宗派无偏见、无偏向”、“不分宗派运动”等等,就是在翻译上还没有达成一致。笔者认为由于论著作者所采取的研究角度不同,从而导致了各个翻译之间的大同小异,比如,班班多杰教授是从宗教对话的角度将宗派“利美”翻译成了宗派“无偏向”,而同美教授主张将其翻译成宗派无别观,因为他认为“无别观”一词包含了“无宗派偏袒、袒护”之意。但这些翻译总体上都要表达一种对宗派平等性的价值观。与此相比,“不分宗派”一词会让人产生歧义,就是容易理解成宗派之间彼此不分你我、互相掺杂。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宗派“利美”一词的翻译,需要选择一个准确的翻译术语。

  在谈到“利美”的时候,会给人很大的误解,就是大多数人将其理解为一种将藏传佛教各派统一成一个派,把所有的教法教义都结合或者糅杂在一起。对此,班班多杰教授在他的“试论藏传佛教的‘宗派无偏向’与宗教对话”一文中做了如下阐述,是要求各个宗派都要对自己宗派的教义教理系统接受,并且在学习其他教派的传承时将各自的见、教授、实修都做到泾渭分明、清晰理解。在保持各派的传承系统之上,对其他各派也是原汁原味的接收其教义、教法、教规。

  宗派“利美”运动所提倡的主要观点是,无论是藏传佛教与苯教之间,还是藏传佛教内部各教派之间,不因为一个教派的经济政治实力而推崇或者诬蔑它,也不因为社会利益偏袒或打击任何宗派,对各个宗派的教义教理、修行次第、密法仪轨体系始终保持无偏见的观点,并身体力行地去传承、实践各种教法。

  1.2.3本章小结

  本章作为论文的前言部分,旨在说明本论文的研究目的、意义,研究内容与方法,本文的结构框架等。通过阅读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文献资料,对已有的学术观点做认识了解,并且依照自己的理解做简要的追述。由此发现,其实“利美”即宗派无本质区别的观点是与佛陀的教义是吻合的,也一直伴随着佛教的发展。藏传佛教发展史上也出现许多持有不分宗派见地的学者大师。直到19世纪中叶以后,在同一时空出现了一大批不分宗派人士,学术界也因此称为“利美运动”或“不分宗派运动”。

  第二章 本文将“利美运动”发展史划分为两个阶段的缘由

  2.1简述“利美运动”发展史

  在这里首先有必要做个区别,就是当说到“利美”的时候,一是关于“利美”思想的实践者,一是“利美运动”。据目前相关研究认为在吐蕃时期就有了“利美”思想的实践者,但是没有形成主流思想,对藏传佛教界影响很小。卡尔梅·桑木丹[ 卡尔梅·桑木丹(1936—),国际藏学家,法国巴黎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万果等学者认为在公元8世纪前后的“毗卢遮那”[ 吐蕃王赤松徳赞最初命受戒出家的“预试七人”之一,约八世纪人。为早期密经翻译家。]大师即是“利美”思想的初试者。也举出了萨迦派八思巴、四世班禅洛桑曲吉坚赞、五世达赖喇嘛、觉囊派多罗那他等各派的大师。在19世纪中叶,在康区德格土司辖区内的蒋扬钦哲仁波切、蒋贡康楚仁波切、米旁仁波切、巴朱仁波切、伏藏师曲吉林巴等大师共同倡导和掀起了“利美”思想的实践,是藏传佛教史上的宗教文化复兴运动,学术界称其为“利美运动”。

  不分宗派或不分教派运动是发生在德格土司辖区内。据目前相关研究的文献资料一致认为是在1840年前后开始掀起了这次运动。起初,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主要是由蒋扬钦哲仁波切、蒋贡康楚仁波切、伏藏师曲吉林巴等大师主要的带动着和核心引导者。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不仅从许多藏传佛教的传承者那里得到了诸多教法,同时也着重用相当长的时间去实践这些教法,更难的是他们的教派来自各派大师,也培养了各个教派的弟子。不仅收集大量的民间的经典文献,也留下了诸多的个人著作,包括不同种类的伏藏。在19世纪初末期他们也相继圆寂,但是不分宗派运动并没有因此停下来。在这个时期,通过藏传佛教的转世制度文化,将此次运动的主要精神导师相继延续下来。也就出现了蒋扬钦哲的五位转世,和蒋贡工珠的转世。他们继续发扬不分宗派的精神,再一次地将德格地区的宗教复兴推向高潮。

  “利美运动”本身是藏传佛教发展史的一次新的跨越,它的宗旨是要建立平等和睦的宗派关系,跨越了在历史时期形成的门户之见。同时它也是藏传佛教发展史当中的一部分,与藏传佛教的发展紧密联系。在20世纪中期之后,随着藏传佛教走向世界,藏传佛教各派也纷纷在欧美等地弘扬佛法,这与之前藏传佛教只在国内或者西藏所处的文化环境完全不同,同时“不分宗派”运动所面对的挑战也不相同,他们不仅面对内部的其他教派,而且还要面对西方的其他宗教信仰。在国内,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我国的经济水平上升,国家的宗教政策恢复。藏传佛教也逐渐得到了恢复,以十世班禅额尔德尼、晋美彭措法王等大师也秉承了不分宗派的精神,使藏传佛教各派在新的时代继往开来,促进了社会和谐、民族文化双向交流。

  2.2划分“利美运动”发展史的缘由

  虽然有些学者说“利美运动”是19世纪后半叶发生在康区德格的宁玛派复兴运动,其实是藏传佛教内部自发的一次正本清源运动。因此,利美运动的发展离不开藏传佛教的发展,在藏传佛教发展的不同时期,“利美”大师们都作出了相应的贡献。它的思想精神通过一代又一代的藏传佛教大师延续到今天。本文将从19世纪开始发展到今天的“利美运动”,通过结合不同的历史时期特征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期为兴起阶段;20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为继承阶段;20世纪后期至今未传播阶段。以下三点是划分为三个阶段的缘由。

  2.2.1根据社会历史巨变时期

  宗教的发展与社会变革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随着社会当局宗教政策的变化而发生波动。对于佛教来说既有“法王赤松德赞”带动的兴法时期,也有“魔王朗达玛”带来的灭法时期。因此,在不同的社会变革时期宗教的发展程度大不相同。

  由于在康区历代德格土司采取支持各派一同发展的宗教政策,因而在德格土司辖区内,逐渐形成了多元的宗教格局。在这种文化环境之下,逐渐培育了“各派相容并包”的人文思想。另一方面19世纪中叶,发生了“布鲁曼起义”或“瞻对叛乱”,由于这些起义者打劫地方寺院财务,使得各派寺院空前受损,百废待兴。因而一场“无宗派偏向”运动就此展开。到19世纪末,“利美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大伏藏师曲吉铃巴、蒋扬钦哲、贡珠分别在1870、1892、1899年圆寂,到此时为“利美运动”的兴起阶段,以德格宗萨寺为首的寺院通过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认证了五位“钦哲”转世,以及“蒋贡康珠”的转世,另一方面20世纪初期民国初期对康区进行了改土归流,“利美运动”的主要人物和社会环境发生了改变,在新的环境下他们继承“利美”精神,做出众多业绩,这一时期为继承阶段。

  到20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整个中国进入了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内外的环境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宗教民主改革的展开,使得宗教脱去了世俗的权贵,真正意义上实现了政教分离。一些“利美”大德依然留在国内传法,一些“利美”大师走向欧美传法。因而进入了传播阶段。

  2.2.2依据藏传佛教宗教格局的变化

  藏传佛教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利美运动”的发展阶段。从大范围来说,自17世纪之后,格鲁派取得西藏地方政权,政教合一制度的建立,形成“一派独尊”的宗教格局,在这种宗教格局影响下“自尊他卑、赞己毁他、自正他邪”的宗教价值,普遍的存在于藏区。在康区,相对来说,宁玛派、噶举派的势力远大于其他教派。难免使得处于优势的宗派有“自尊他卑”的观念,执着于自己宗派的见地也会发生“赞己毁他”,对于苯教一直是“自正他邪”的观点。因此19世纪中叶“利美运动”应运而生。

  这种宗教格局一直保持到20世纪中叶,通过宗教民主改革的洗礼,推翻了原有的政教合一制度,使得政教分开,标志着“独尊一派”的宗教格局结束,恢复到了各派平等的宗教格局。同时,藏传佛教向欧美传播,又再一次地改变了藏传佛教只局限于东亚且封闭式发展的局面。这使得“利美”大师们将传播佛法当做最重要的责任,通过各种渠道在全世界各地弘法。

  2.2.3开展“利美运动”方式的转变

  “利美运动”的开展方式并无明确的规定,因而它不受局限性。正如“利美”本身要打破局限性。所以,这也是它能够在各个时代背景下能够延续下来的原因之一。

  在利美运动的形成时期,三位倡导人物除了传承各派的主要教法之外,他们把工作重点放在挖掘和整理伏藏。通过整理伏藏,形成了“利美运动”所必须的教法传承和思想精髓。在他的继承时期,以蒋扬钦哲转世为核心的“利美”大师们兴建佛学院和禅修院,以便于学习佛教理论和实践,使得佛教文化蒸蒸日上。从20世纪中叶以后,在西方欧美国家,藏传佛教大德们开辟了许多新的宗教市场。“利美运动”的大师们把弘法作为主要任务,通过利美的思想弘扬佛法,进入了传播阶段。

  第三章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期:“利美运动”兴起阶段

  3.1 “利美运动”兴起的原因

  3.1.1藏传佛教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宗派关系问题

  在班旦次仁、萧智隆发表的相关论文中,一致认为“利美运动”兴起的原因是来自藏传佛教自身发展过程中产生诸多的宗派偏见,例如,佛教在公元七世纪正式传入吐蕃之后,在前弘期就发生了“佛苯之争”,佛苯之争的结果是原有的本土宗教遭到了吐蕃王室自上而下的打击毁灭,颁布法令禁止苯教的一切活动。诸多苯传承人逃到文化边缘区,而在文化中心逐渐建立了佛正苯邪的宗教文化观念。在公元八世纪吐蕃佛教内部发生了顿渐之争。顿渐之争的结果是吐蕃王室肯定了印度佛教渐悟派的思想,将来自中原的顿悟派见地从此划入了吐蕃宗教的“黑名单”。到9世纪中叶,朗达玛灭佛,佛教发展受到巨大阻力。这些事件的结局随着时间流逝变成吐蕃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对整个民族的宗教价值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非常明显的是佛正苯邪的观念,佛苯之争后,佛教得到了吐蕃王室独尊的宗教地位,佛教也迅速发展起来。同时从佛教的见地来看,一切外道的见地都是有局限性的,不是正见。这种见地久而久之形成了吐蕃佛教群众信徒的宗教观念。由于赞普松赞干布、赤松德赞、赤热巴巾时期弘扬佛法,被佛教徒追述为观世音、文殊、金刚持等化身,而灭佛的朗达玛被妖魔化,说其头上长着牛角,为非作歹,极其愚钝。简单地说,弘扬佛法者是圣人,毁坏佛法者是恶人,这种宗教所影响的道德观念对后弘期时期的地方掌权者也颇具影响,他们都积极支持弘扬佛法,通过佛教树立自己的威望。

  这些在历史中形成的宗派成见在宗派利益斗争中充当着直接引起冲突的导火线,但这只是表面的次要矛盾。宗派之间的主要矛盾在于开辟和争夺更多的宗教场所。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同宗派联合不同的地方政府相互排挤甚至开战,导致宗派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结下了宗派仇怨。宗派关系的恶化不但影响到了藏传佛教健康的发展,而且影响到了藏、蒙以及内地诸多施主之间的和睦,影响到了社会和谐。其中尤其是随着格鲁派的发展壮大,格鲁派与其他教派的斗争也是日益严重,宗派斗争的范围从起初的卫藏二者斗争逐渐影响到了安多和康巴,引起了各个地方藏人之间因宗派偏见而起的冲突,严重毁坏了藏传佛教倡导慈悲利他的社会形象。

  在后弘期,整个藏人文化区的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逐渐形成了一派独尊的政教合一制度,各个教派纷纷依靠援助,包括地方的贵族势力,甚至寻找外援,通过中央政权的扶持来发展各自的教派势力。而贵族也在扩大自己的领域,实现政治意图。在这些利益集团形成过程中,有相当多的门派斗争。16世纪中叶的西藏,由不同的第巴支持各自信仰的宗派,第巴雅郊巴、第巴古热巴、第悉藏巴共同支持噶举派,而第巴拉嘉里、第巴吉雪巴支持的是格鲁派。格鲁派作为新兴的教派,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其他教派的压制,比如:公元1498年,在噶玛噶举活佛的指使下,当时的执政者仁蚌巴下令禁止格鲁派噶丹、色拉、哲蚌寺的僧人参加拉萨的正月祈愿大法会,至1518年才得恢复。公元1605年,为了消灭格鲁派,第悉藏巴与止贡派联合摧毁了当时的格鲁派施主第巴吉学巴,杀死许多官兵。公元1616年第悉藏巴又下令不准寻找第四世达赖喇嘛的转世。格鲁派的支持者第巴吉学巴请来蒙古喀尓喀部确科尔汗兄弟,在1617年与卫地的军队一起攻打藏巴汗。1618年,藏巴汗经过反攻攻占了色拉、哲蚌寺,杀死五千多名僧人。

  “公元1632年,蒙古察哈尔八部落首领林丹汗把青海纳入他的统治之下,同时,康区的白利土司顿月引兵攻占了德格、邓科、那雪错周、昌都、类乌齐等地,势力也扩大了,他们二人都喜欢本教而仇视佛教,尤其是敌视佛教的格鲁派。于是藏巴汗噶玛丹噶旺布和他们结盟,立誓要摧毁色拉、哲蚌、噶丹三大寺,消灭格鲁派。”1634年从青海起兵的林丹汗在途中死亡,确土汗(喀尓喀七部落首领)杀死青海地区大批的格鲁派僧人。在康区的白利土司摧毁了在康区的大部分萨迦派、格鲁派、宁玛派等寺院,并把僧人逮捕监禁。支持和信仰不同宗派为依据的政权斗争,从西藏蔓延到青海(安多)和四川(康巴),各个地方主要的寺院有不同程度的毁坏,不仅仅是藏民族内部斗争,连蒙古族也牵扯到其中。

  公元1639年,格鲁派支持者固始汗领兵攻打白利土司,并且占领了德格、马尔康等地,在同一年内趁着藏巴汗放松戒备的时机击败了藏巴汗。从噶玛巴公馆里搜到的文件里发现噶玛噶举派活佛与藏巴汗联合摧毁格鲁派的计划,藏巴汗被投入拉萨河内,噶玛噶举十世活佛却英多吉先从拉萨逃到洛扎地区,又因为工布地区的潘德寺等噶举派寺院和部落首领联合反对甘丹政权而遭到达赖汗带领的藏蒙联军的镇压,他又经由工布地区逃至云南纳西族木土司那里。至此噶举派和格鲁派之间的斗争最终以固始汗与五世达赖建立甘丹颇章政府而宣告结束,而这些历史事件无疑对格鲁派与噶举派的宗派关系造成了巨大的创伤。

  由于五世达赖喇嘛对萨迦派、宁玛派、格鲁派实行无偏袒的宗教政策,这在格鲁派内部发生了分歧,一部分人是支持五世达赖的宗教政策,另一部分人只承认格鲁派的教法,将其他派别的教法视为邪见,引发了内部诸多的政治内乱和社会矛盾。新建立的格鲁派政权并没有能够在五世达赖之后维护各教派的利益。公元1717年,准噶尔人进入西藏之后逐渐统治了西藏,准噶尔人将西藏历史上诸多有名的宁玛派寺院摧毁,包括多吉扎寺、敏珠林等寺院有名的喇嘛也被杀害。

  在五世达赖执政期间,虽然对萨迦派、宁玛派、格鲁派持“不分宗派”的观点,对当时的部分宗派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但是对噶举派和觉囊派采取了镇压与该宗的政治手段。在兴建和修复格鲁派寺院的同时,将许多噶举派、觉囊派的寺院该宗为格鲁派的寺院,格鲁派势力空前增长。由于噶举派曾与格鲁派出现斗争而不和,觉囊派的“他空中观”与格鲁派持有缘起性空相违背,因此可以说,五世达赖的不抱偏见的宗派政策是针对部分教派的,在当时形势下是最大限度或有局限性的“不分宗派”。他对噶举、觉囊派等持不友好的态度中可以看出,他执行“一视同仁”的宗教政策,可能迫于政治压力并没有真正意义上放下世俗斗争和历史恩怨,非常具有局限性;另一方面他可能考虑到了不分宗派的社会功能,就是通过宗派和谐而达到社会稳定的目的,实质上当时格鲁派的寺院、僧人、庄园等迅速增长,实力上就已经限制到了其他教派的发展。由于长时间的宗派政权斗争,格鲁派不断兴盛壮大,而噶举派、觉囊派、宁玛派等在卫藏地方的宗教场所或衰败或减少,并且这些教派与格鲁派之间的关系趋向不和的状态。

  在激烈的宗派政权斗争的冲击下,处于弱势的觉囊等派逐渐向东藏的康区发展,同时讲各自教派的主要力量集中到这些区域,尽力修建自己的寺院。尤其是在康区德格,历代德格土司对各个教派给予支持,这对政治上失利的噶举等派提供了机遇,与五世达赖时期的宗教政策不同的是,苯波派、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格鲁派都受到了徳格土司的支持,将噶举派的八邦寺、宁玛派的竹庆寺、协青寺、白玉寺、噶陀寺封为五大家庙。但是由于诸多的历史门派之见而形成的宗派利益斗争也不在少数。在宗派关系上,除了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之外,主要是来自寺院经济发展过程中发生的冲突。根据《德格县志》记载,在元代,由于各个教派之间或寺庙之间斗争的需要,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和寺庙僧侣的控制,县内寺庙已存在寺庙武装。明末清初随着土司辖区内政教合一制度的建立,寺庙武装进一步健全,并服从土司调遣。清初,由于商贸纠纷、争夺差民,竹庆寺为首的寺庙武装与玉树、果洛地区土司进行了多次的武装冲突,苯波派的登青寺与格鲁派属寺(更沙寺甘孜大金寺)之间发生武装械斗。然而从佛教本身的出发点来讲,发展佛教并不是要囊括世间的财务,占据更多的社会生产资料,而是要放下对世间的一切执着,不是要持强凌弱,而是要普度众生,所以这一系列的宗派斗争对社会的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违背了佛陀的基本教义。

  总的来说,“利美运动”的兴起是藏传佛教发展过程当中的一次自我反省,是对教派之争现实的一次批判,对教派之间互相歧视、互相排挤的彻底否定。从吐蕃佛教遗留下来的一些宗派见地之争的问题,到后弘期随着各个不同教派的出现,寺院经济集团与地方政府贵族势力联合起来,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的宗派利益斗争。宗派之争的影响范围从卫藏扩展到到康区、安多,扰乱了藏民族和其他民族的社会生活。随着格鲁派的兴起,五世达赖喇嘛取得西藏地方的政权,格鲁派与其他教派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格鲁派在卫藏得到空前发展,势力几乎掩盖了其他教派,形成了一派独尊的宗教格局。而在康区徳格土司辖区内,各个教派受到了土司的欢迎,得到了经济、政治上的特权。藏传佛教在康区的发展过程中,依然没能摆脱宗派斗争,因而为了营造宗派和谐,真正意义上实践佛陀的教义,从而有利于社会人民,作为佛教徒的大德们共同发起了“利美运动”。

  3.1.2德格土司辖区的社会人文环境

  3.1.2.1德格土司辖区内的政教关系与“布鲁曼起义”

  不分教派运动发生在德格土司辖区,是与历代的德格土司采取不分教派的政策是分不开的。据《德格县志》[ 四川德格县志编委会,德格县县志[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9.

  ]的记载,早在公元佛教传入德格之前,苯教已经在德格发展。公元8世纪末,莲花生大士在“俄落”(现青海省果洛地区和四川甘孜西北部)传法时,就标志着宁玛派开始在德格立足,公元795年,吐蕃僧人白马绒多建立绒戈寺(宁玛派)。公元1179年,噶举僧人本巴登向秋能在德格修建了兄里寺。公元1260年,在德格的萨马村,由索朗任青建立第一座萨迦寺庙---萨马寺;1655年,昂翁彭措在当时的德格土司支持下,修建了格鲁派寺庙,更沙寺。至此,形成了藏传佛教四大教派与苯教并存的宗教格局。这种格局对后来的不分教派运动大师们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各种宗派文化并存的同时增加了交流与重新审视宗派观念的机遇。

  历代德格土司十分重视宗教文化对社会秩序的平稳作用。据《德格世谱》记载,德格家族起初信仰苯教,南宋末年该信萨迦派,第三十代索朗仁青被八思巴选为膳食堪布并赐予“四德十格之大夫”,此地今白玉、理塘。元朝时萨迦派兴起,公元1448年第三十六代扎西生根即第一代德格土司与唐东杰波共建了更庆汤甲经堂,将更庆寺作为家族政权中心。德格土司制定,各教派只要服从土司家族的号令调遣,就会得到土司不偏袒、不分派别的大力支持。同时,也赋予各教派寺庙在政治、经济上的特权,调动各方人力,汇聚财力物力资助寺庙,并且鼓励名僧广建寺庙。一来通过名僧的威望发展宗教文化,从而使宗教力量得到稳固;二来,通过这种不分派别的宗教政策,尽量减少了宗派之间的斗争,创造了学习交流的条件,加强了各派之间认同感的同时,营造出宗教气氛浓厚,宗教文化多样性,社会生活井然有序的局面。根据《德格县志》记载,公元1775以后,德格政治势力逐渐进入衰乱时期。一是出于内忧外患时期,而是没有培养出有作为的德格土司,

  19世纪中叶在康区发生了布鲁曼(བུ་ལོང་མ)起义,波日·贡布朗加带领贫苦农民起义,横扫了康东、康南、康北各地土司的武装势力,占领了金沙江以东的大片地区。1853年,贡布朗加攻陷德格,将土司母子囚禁在新龙。此次农民起义长达十多年,各个教派的寺院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包括财务掠夺,被杀的僧人,以及农民起义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以往稳定的社会秩序,时局动荡不安。

  在这种背景之下,各个教派的大师们联合起来,携手共进,肩负复兴宗教文化的责任,掀起了从传承到讲修不分宗派的“利美运动”。

  3.1.2.2德格土司辖区内的寺院经济

  在藏传佛教后弘期,各派在藏区兴起,主要的标志之一即是各派所属寺院,与日俱增。在藏区社会发展过程当中,藏传佛教文化占据了主流文化地位,而寺院也就逐渐的承担起了文化传承的主要场所,也包含许多社会功能,比如教育、医疗、宗教、出版社,甚至是政府机构、武装部门,同时寺院作为一个有宗教组织系统的社会单位,藏传佛教在寺僧人一般都不可能从事生产,但寺院是僧人集中生活的地方,所以要解决寺院的经济问题是寺院的头等大事。寺院在社会中随着它的影响力的提升,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是十分可观的,通过施主供养,做一些法事、算卦、传统节日等来集资。各个教派在发展时必须借助施主等外在力量的扶持,所以德格土司兼容并蓄的政策,对当时在西藏走向衰落的教派提供了新的去处和良好的物质基础。

  德格土司辖区内,寺院除了受到土司以及贵族的供养以外,德格土司也给寺院划分了相应的土地、牧场,寺院里的一些喇嘛专门从事经商和放高利贷,并且带动寺院的发展,形成了大小不同的寺院经济。寺院经济的形成又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即是在寺院发展过程中的为宗派利益斗争问题。德格土司的政策并没有能够彻底地解除各个宗派之间的斗争,因此在政教合一制度下形成的寺院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宗派斗争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提供了寺院僧人能够去斗争的物质基础。但同时寺院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佛教文化的兴盛,寺院建筑规模越来越大,僧人也逐渐增多,寺院的学经制度逐渐改善,寺院的经书和学者出现迅速增长。总之,直到20世纪中叶,据不完全统计,德格地区寺院数目达到148座,其中属于宁玛派寺院59座,噶举寺院32座,萨迦寺院31座,格鲁寺院21座,僧人总数达到3万余[ 四川德格县志编委会,德格县县志[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9.p476

  ]。寺院经济造就了德格土司辖区内佛教发展的辉煌史,同时也培养出隆勤巴等许多各派的高僧大德,包括19世纪中叶倡导“利美运动”的蒋扬钦哲旺波、工智云丹加措、华朱仁波切、玖·米庞嘉阳南加加措等不分教派上师。

  3.1.2.3德格土司辖区内的文化环境

  德格土司辖区被后来的学者认可为“藏传佛教文化中心”之一,可见它的藏传佛教文化及其浓厚,具有鲜明的代表性。笔者认为德格土司辖区的文化环境对“利美运动”的兴起提供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要素。

  首先是文化认知上的包容性。这个文化上的包容性最初是来自德格土司内部的政策,不是外来势力的强加之物。因为对藏传佛教各派的包容,从而出现了一教多派文化能够较为和谐、共同发展的社会现象,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宗教文化。在这种政策引导下,无论是在各个寺庙内,还是在民间百姓,在德格土司辖区内逐渐建立起了不歧视其他宗派的思想观念。其次,具有浓厚藏族十明文化传承与积淀。各个教派的传承在此地得到继承发扬,无论是藏医学、工艺学、声明学,还是博大精深的佛教显密经典,都在此地有传承。先后建立了德格印经院、八邦寺印经院、安章寺印经院。建于公元1729年的德格印经院内,在大译师慈成仁钦(1697—1774年)和第八世司徒确吉炯乃(1700—1774年)两人38年的不断坚持下于1733年在刻成德格版藏文《大藏经》,其中包括《甘珠尔》103函,《丹珠尔》209函。有古老的苯教经典《十万龙经》,宁玛派的《续藏》、《宁玛派源流》,萨迦派的《道果释义》、《萨迦五祖全集》、噶当派的《父法子法》、觉囊派的《百行论》,格鲁派《宗喀巴全集》等等。从建院至今多少年来,所藏经版30多万块,所保存的经版字数达二亿五千多万。可以看出,德格印经院的所保存经典数量庞大,经典种类繁多,尤其是涵盖了各个教派的经典,这对各个教派的经典保存起到了完整性作用,对诸多学经的僧人提供了正规的经典教材。再次,寺院教学模式,师资力量达到了高水平,具备了培养大师的能力。比如,苯教寺院丁青寺每年要考录苯教“格西”10名,无论康、藏、安多,凡是想要深造或考取“格西[ 格西:指能够向他人正确指明取舍之法以及成佛之道的人,要具备十大功德,身体言行和蔼,心之烦恼粗分寂灭,不为琐事操心而安住,比学徒还具功德,具备勤奋刻苦之精神,见识广阔且对经典纯熟,善辩,关爱学徒,对任何事都有耐心和非凡的忍受力。]”学位的都要到该寺学经。宁玛派的六大寺除了多吉扎寺和敏朱林寺在西藏以外,其余四座,德格的竹青寺、协庆寺,白玉县境内的噶拖寺、白玉寺都在德格土司辖区内。噶举派的八邦寺发展成为康区的噶举派主寺,与原先噶举派在后藏的主寺楚普寺同为藏区噶举派的圣地。萨迦派从元朝起就一直受到土司家族的崇奉并得到直接的扶持,发展成为德格土司辖区内实力最大的教派,在康藏地区影响深远。格鲁派在康区的地位虽然不是很高,但是另一方面,格鲁派的甘孜寺、大金寺、理塘长青春科尔寺等寺院规模较大,寺院机制齐全,学经制度完整,石渠县的色须寺都可以授予“格西”学位。

  毋庸置疑,社会人文环境对个人的成长、生活、生存,以及思想精神各方面都影响颇为巨深。在藏传佛教各个教派共同发展的德格土司辖区,经过诸多学者交流与民间形成的文化的包容性,已经对后来的“利美运动”埋下了思想火种;一方面德格土司辖区内形成的寺院经济使得各教派既有发展,同时各教派寺庙之间又有一定的商贸纠纷,但总的来说寺院经济对培养僧人学者提供了足够的物质基础和社会保障,在19世纪中期的“布鲁曼”起义对德格土司辖区经济文化造成了严重的创伤,使得德格土司辖区进入空前的窘境,因而一场宗教文化复兴为开端的“利美运动”就此开始了。

  3.1.3“利美运动”发起人物的社会经历

  19世纪的德格土司辖区,藏传佛教和苯教并存。各派的寺庙林立,僧人众多。尽管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经济相对贫乏,但是宗教文化氛围极其浓厚。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完全受到了佛教基本教义的影响,比如:因果轮回观,承认一切都是有因果的,人们或者众生在轮回当中受苦,追求来世的幸福和解脱。在生活行为方面受到了藏传佛教念诵经文、咒语、吃斋,以及积极接受通过做一些法事等宗教仪式来驱除不顺,不少人也得到藏医的免费治疗。从而佛教精神境界的追求也成为了社会的主流思想,成为了人们活着的价值标准。蒋扬钦哲旺波等许多僧人从小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当中长大,必定深受其影响。

  3.1.3.1三位发起人物的家庭环境及其教育

  在这里根据先前研究者一致认为的三位发起人物,他们分别是蒋扬钦哲旺波、蒋贡·工珠云丹加措、德千曲吉林巴。在康区藏传佛教文化的发祥地,德格土司辖区内人们接受的文化知识基本上都来自寺院,或者是藏传佛教对社会自然现象的解读。因为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文化的存在,有些孩子在童年时就被认证,往往这些被认定的孩子具有天资聪慧、奇征异象的特征。被认证的灵童从小被赋予了他们非常重要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去完成藏传佛教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另外,一旦被认证为“转世”也就赋予了一定的社会地位。

  根据蒋扬钦哲旺波(1820—1892)、贡珠云丹嘉措(1813—1899)、德千乔吉岭巴(1829—1870)的传记,他们出生在宗教信仰浓厚的家庭当中,他们从小被宗教文化耳濡目染。蒋扬钦哲旺波的父亲(仁青王嘉)是当时德格土司的大文秘,他不仅善于处理政事,也崇信佛法。“他及其信仰佛法,于修建殊胜的三所依和念经讽诵、行善积德等及其精进。”[ 《蒋杨钦哲旺波传》,贡珠·云丹嘉措著,张炜明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3,p13]贡珠云丹嘉措的养父(索南培)是位在家的苯教咒师,对苯教的前行、修行、持诵经咒十分勤恳,而他的母亲(扎西措)乐善好施,是信仰佛教的,而且诵持六字大明咒的数量到达五千两百多万。他的生父是苯教的上师(雍仲丹增),德千乔吉岭巴的父亲是位宁玛派咒师(白玛旺秀)。由于家庭环境的原因,他们从小就有了学习文化知识的机会。比如:蒋杨钦哲旺波他出生的家庭处于当时社会的贵族阶级,他也就相应的有了较早接触文字学习的条件,“从四五岁就开始学习书写,从小就具备很大的智慧,很快对书写无碍”[ ]。贡珠·云丹嘉措也是从六岁开始就他的生父前学习文字拼读以及书写,到八岁时读诵藏文无碍。另一方面,一些宗教仪式也影响到他们的行为。比如:贡珠·云丹嘉措传中记载在他小时候,常跟其他伙伴玩游戏时,就会模仿灌顶、用土泥巴制作食子、举行煨桑仪式。可见他们从小就受到了藏传佛教仪式的影响,宗教文化在他们的成长时期打上烙印。

  3.1.3.2三位发起人物身份的变化

  从世俗的普通人到宗教人士身份上的转变,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人生发展方向。1831年,才仁顿珠12岁的时候,被塔德寺的大堪布降贝根呷旦增认定为塔德寺大堪布南卡其美(1765—1820)的化身,并且赐名为“蒋扬钦哲旺波贡嘎丹贝加参”,随着他的更名,从一个贵族小孩过渡到一座寺院精神导师的继承人,1840年他在卫地邬金敏珠林寺堪布仁增桑布等诸持明前领受比丘戒,正式出家。1816年,贡珠三岁的时候,时任卫藏曼日寺堪布的索南罗智来到德格,在他父母的请求之下,索南罗智为贡珠剃度,并且赐名为旦增雍仲,成为一名苯教徒。他先是跟着生父学习了一些苯教日常的念诵和仪轨,但是在1819年,他的生父去世了,接着他对苯教的口诵经文不是很有喜爱,反而常诵金刚不坏耳传的《莲师寂忿》,1827年由于舅舅与土司官员发生纠纷被杀死,贡珠一家因此受牵连,他的养父被抓进监狱,由于家庭出现变故,加上税收繁重,他的母亲劝他出家,因为出家会受到供养。1832年,在宁马派协庆寺出家,依止居米·图多南杰为上师,领受了宁玛派的比丘戒,1833年贡珠在孔萨土司的带领下从协庆寺前往八邦寺,临走时他的师父告诫他:“平时减少妄想,保持正知,不要去偏袒教派。”[ 《འཇམ་མགོན་ཀོང་སྤྲུལ་ཡོན་ཏན་རྒྱ་མཚོ་རྣམ་ཐར》༸དུས་རྒྱུན་དུ་བློ་སྣ་སྟུངས།དྲན་ཤེས་བསྟེན།ཕྱོགས་རིས་མ་བྱེད།༸p.83],由于贡珠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在八邦寺僧人的劝解下,最终留在了八邦寺,并且要求他重新接受噶举派的戒律传承,摒弃之前的戒律传承。又为了避免被选为僧官,9世司徒将其认证为8世司徒晚年的弟子工布巴登的转世,这样将其留在了八邦寺。1841年,十三岁的德千乔吉岭巴(诺布旦增)在当地的帕米贡巴寺出家,从达龙玛仁波切那里得到沙弥戒。这个看似在身份上的转化,不仅给他拟定了“出家为僧”的人生,而且他要承担起一定的历史性使命,也意味着他开始要进入寺院系统学习佛教经典,同时被认证的他会受到寺院严格的训练,而且寺院会动用最好的师资和物资培养他。他们从小在各派并存的环境中长大,有机会接触到不同教派的人士,会受到不同教派人士的影响,尤其是从上师那里接受到不分教派的教导,这些对他们之后的成长和僧人生涯尤其是“利美运动”的展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3.2 此阶段“利美运动”的主要人物事迹

  3.2.1蒋扬钦哲旺波

  蒋扬钦哲旺波(1820—1892)出生在19世纪初期的德格德龙顶果村

  (གཏེར་ལྷུང་དིལ་མགོའི་གྲོང་།)。他的父亲是当时德格土司的大秘书,因而他从小就受到了藏文文法的传授和良好的教育,也因此有很多机会接触到僧人。从《蒋扬钦哲旺波传》对他一生的叙述来看,完全是从佛教徒闻思修的一生来展开的。他的前半生主要是听闻佛法,后半生就是修行,开示、宣讲、立著。而传记的写作模式是藏传佛教特有的将其分为外、内、密传三个部分。在文章的开头部分,作者引用了大量的佛教大师对蒋扬钦哲旺波来此世间的预言。并且认为他是古印度佛教的大学者文殊友(འཇམ་དཔལ་བཤེས་གཉེན)和藏区吐蕃赞普的赤松德赞,后弘期时的仲东巴嘉伟迥乃()、达布拉吉、隆钦巴大师、持明吉美岭巴等的化身。无论这些预言是否可靠真实,但是通过这样的引用说明了蒋扬钦哲在当时的藏传佛教界中的至尊地位。

  他无宗派主义地依止各派大师。1839年,蒋扬钦哲从宗萨寺启程,前往卫藏朝圣,曾先后两次到达卫藏,在这期间他依止了各派诸多大师,得到各派殊胜的显密传承。从萨迦派萨迦赤钦贡嘎扎西处先后领受了《无量寿佛九尊》的灌顶,以及《道果弟子释》及《传承祈请文》。又从贡嘎仁青、姜阳多吉仁钦、特钦扎西仁钦、堪钦金刚持、堪钦班丹曲吉坚赞、姜阳阿旺勒主等处学习萨迦派显密教法。例如,《胜乐》、《喜金刚》、《道果弟子释》。萨迦派的三类《大红法》和《小红法》。《教诫道果会众释》、《黑文殊》、《黑金翅鸟》、《宝帐法类集》等110多种教法的灌顶、传承。

  宁玛派在康区的影响不容争议,宁玛派的传承古老,大师辈出。勤学好问的蒋扬钦哲也自然依止了诸多的宁玛派大师。比如,敏珠林寺的久美桑杰贡嘎、久美赤列曲增、久美彭措、久美顿珠,又师从竹钦寺堪布白玛班泽、土登坚赞活佛、佐登姜阳坚赞,白玉寺加珠活佛、喇嘛罗智班桑等诸多大师,前后得到了《金刚橛·利剑》、《金刚萨埵》、《上师心髓如意宝》、《迁识进入》、《大藏经·佛语部》、《宗派无偏祈请》、《大圆满十七续》、《空行火供》、《上师瑜伽》、《大圆满掌佛》等420多种有关宁玛派的灌顶与传承。

  同时也依止了诸多的噶举派上师,包括司徒白玛林杰旺波、第十四世噶玛巴恰那特却多吉、大隆巴·阿旺丹贝尼玛、格乌活佛、嘎玛额德旺波活佛、热巴活佛等噶举派大师。先后听闻了《大手印·消除无明》、《大手印·断除轮回流》、《无量寿·外修独尊》、《马头明王独尊》、《大手印·大圆满双运》、《那若六法》等90多种灌顶、诀窍、传授的传承。除此之外,他还领受了香巴噶举、息解、觉宇等各个派别的清净传承。从工珠·云丹加措那里领受了有关觉囊派的《吉祥时轮身语意圆满的坛城》、宁玛派的《十万续》、《八教如来集》等20多种伏藏传承。

  无宗派主义地传道解惑。蒋扬钦哲旺波在他的后半生不断精进地修持他所闻的教法,并且,他又以毫无私心而且以身作则的态度将这些教诫传授与更多的求法之人。他虽然是属于萨迦派宗萨寺的主要活佛,但他绝不以此而高高在上,更不以此而拒绝其他门派的学僧,也从不演讲、书写有关攻击、诋毁其他门派的言辞。他广收佛门弟子,在他的弟子当中,有萨迦派的萨迦法王吉祥宝、萨迦噶丹罗本、夏露活佛等,有来自噶举派的十四世与十五世大宝法王,司徒十世与十一世、蒋贡康楚仁波切一世、大隆玛仁波切;有布顿派的桑定多杰帕姆;觉囊派的尼玛曲佩;有格鲁派的理塘大堪布姜巴彭措等,有宁玛派的德千乔岭、居·米旁、多智丹贝尼玛等,除此外还有其他格西、隐修者、小僧人、包括苯教僧人在内。

  无偏私地饶益众生。在蒋扬钦哲的修行或传法之时收到了许多包括金银财宝在内的供养。作为佛教徒,他一心修佛,大发慈悲心,广发布施。与那些在官场争利、在寺院中夺权,骗取民间财务的自封为上师的人形成鲜明对比。他将自己的供养用于建造佛塔、修建寺院、铸造佛像等佛行事业,推动了佛教的在物质文化方面的发展。在当时的战乱时期,为了能够恢复寺院,解决百姓饥饿问题,进行大量的财务布施。通过自己在宗教界的威望,协调汉藏官员、德格土司与大臣之间的关系,不但令佛教事业兴盛,而且对当时的社会和谐发展做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3.2.1.2贡珠云丹嘉措

  贡朱云丹加措(1813—1899)写的自传,也同样运用了将传记分为内、外、密三个部分的记叙结构。而且开头引用了诸多大师对其转世认证的预言,作为文章的铺垫,肯定了贡朱云丹加措的不平凡,肯定了他是出类拔萃的藏传佛教大师。

  1813年贡珠出生在19世纪德格名叫荣加(རོང་རྒྱབ)的地方,他的家族是信仰苯教的“琼”族人,所以一出生他便取名为旦增雍仲。在他正式成为佛教徒之前,他在生父的教导下学会了苯教的一些基本的仪式、祈请文之类。也学习了藏文文法,接触了藏医、绘画、历算、诗歌。因为家庭出现变故,他迫不得已在离家较近的宁玛派寺庙出家,接受了宁玛派的戒律。但后来求学途中在噶举派的八邦寺受到重用,也接受了噶举派的戒律,成为噶举派僧人。

  贡珠在学习这些重要传承的时候,得到了许多老师的指点。而且这些老师都是在当时的康区藏传佛教界学识渊博的人物。比如,蒋贡司徒白玛能协旺波,协钦寺的居美不变神力、十四世噶玛巴泰乔多吉、德千乔吉岭巴、姜阳罗德旺波等等。1853年贡珠40岁之时,与蒋扬钦哲旺波首次相见,从他那里得到了《大圆满心部》、《龙部金刚桥》、《十万续寂忿》的灌顶,在的传记中提到,也是从这时起,他才真正意义地去尊重各个教派的上师、活佛、弟子等一切僧人,去领受各派的教派,真正的建立了无宗派主义的思想。

  他不分贵贱、门派开示佛法,在他的弟子当中既有闻名的十五世噶玛巴卡恰多吉、大司徒仁波切、大堪布吉祥光、噶陀寺的莫扎活佛与格则活佛,协钦寺的加查仁波切,大学者米旁姜阳南加,也有其他不知名的信徒。总之,他对多康地区的大德高僧、格西、普通僧人、以及民间学者都给予了相应的慷慨教授,包括显密续论,大小无明的学科知识等等。他作为无宗派主义的发起人,书写和编辑了著名的“五宝藏”之教法文集。从传承的角度来说,对藏传佛教的延续注入了新的生机,使许多教法得以保存。

  3.2.1.3大伏藏师曲吉岭巴

  伏藏与伏藏师在宁玛派史上占着重要的地位,与莲花生大师对伏藏的预言有着密切的联系,宁玛派比较注重密宗修行,一般传授与慧根不凡之人。虽然许多宁玛派的修行者或者伏藏师当中不懂文字或对藏文法不精通的也较多,出现的伏藏师及其挖掘的伏藏也颇多。根据宁玛派伏藏师传承的预言,大伏藏师曲吉岭巴是近代宁玛派重要的伏藏师。他出生在19世纪康区北边的囊谦(今青海省囊谦县),此地宁玛派教法昌盛,他的父母也十分信奉宁玛派,而且父亲是个修持咒语的咒师。大伏藏师在十三时在达隆玛仁波切座前领受沙弥戒,先后在噶朱法王、直工活佛、苏芒寺院的诸多堪布与经师座前领受到了显密(新、旧)的灌顶、诀窍以及讲疏要义、修行方法等。

  二十五之时,由于得到了莲花生大师的托梦预言,他离开苏芒寺,来到德格的八邦寺,与贡珠相遇,并且从他那里得到了大悲观音幻化寂忿之灌顶。他在德格听闻蒋扬钦哲的大名,得到贡珠的帮助将他引荐给蒋扬钦哲。在二十七岁时,在接受蒋扬钦哲的灌顶之时,发现自己发掘的《观世音菩萨修法·除诸障》与蒋扬钦哲传授的《观世音修法·如意全聚》是相同且是双运形式的配套法门。在听闻圣境九天大自在时感受到上师黑如噶(ཧེ་རུ་ཀ)从其头顶融入自己的心间,从此对金刚道歌自在无碍。在领受《上师殊胜心髓》灌顶之时,由于他的福慧圆满,在接受灌顶时,对自性大圆满法明空有了一定的证悟。自此,二人共修伏藏正法,出现诸多净相,得到了许多伏藏。分为七种教诫:第一种教诫,传承与学习现今正在流传且历史悠久的佛经,包括许多经典的显密经典。在尊者的甚深密意伏藏当中有史上罕见的显密经纶。第二种教诫,是取自不同的岩石山洞之中。在扎尕、扎央、南五等地取得了包括佛像、佛经、佛塔等百种地下伏藏。在“英雄自在山”处寻到了《多康二十五神山之目录》,收集了更多的神山祈文,曾三次寻到关于莲师像的地下伏藏,将其中第二次寻到的莲师像加以仿制,并送给诸多的信徒。第三教诫,也称再伏藏,是尊者的前世伏藏师桑杰岭巴的对其心间加持下得到的教诫,从空行母十万众喜的母续密宗修行近传中得到教诫。第四种教诫是甚深密意伏藏,依靠度母加持得到的《度母蜜意精要》之伏藏。第五种教诫是忆前世之伏藏,主要是尊者记忆起前世自己前世的事迹而得到伏藏。比如,忆起前生努克龙巴云单加措与大伏藏师桑杰岭巴得到了诸多的心间蜜意伏藏。第六种教诫是通过种种净相而得到的。比如,于自在山取地下伏藏之时,在布玛拉修行洞中净相中显见布玛拉,并得到《布玛拉心要》之传授。第七种,是耳传教诫,在净相中来到铜色的吉祥山,从莲师处得到了阿底瑜伽蜜意心髓之教诫,并将其书写成文。

  无论是对噶举、宁玛、还是萨迦派求学者,尊者都从实际的生活中运用浅显易懂的生活例子来教化他们,尊者对僧人平民百姓的施舍也几乎普及到了整个康区,尤其是通过他的十大施主帮助和好的因缘之下,他寻取了《修行道路除障》等重要的伏藏。为了使民生安康,在八邦寺、噶陀、佐钦等寺按照莲师流传的仪轨,举办多次祈福仪式,给僧人们传递了关怀人间百姓疾苦的慈悲情怀。

  3.3 此阶段主要特征

  3.3.1 “利美”思想特征

  3.3.1.1谨遵佛陀教义

  根据学术界对佛教发展史已有的基本观点,2500多年前,佛祖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证悟之后,三转法轮,一生说法49年,传三藏十二部,开八万四千法门,应机施教。在佛教传播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不同的文化与传承形成了分支派别。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佛教内部相互不太认可的倾向。比如,南传佛教有些教徒认为大乘佛教的经典非佛所说,而大乘佛教的有些教徒则认为藏传佛教的金刚乘来自印度教,金刚乘有些弟子也认为小乘思想太窄,固守戒律,过于死板,无法体现佛的慈悲和智慧。就藏传佛教内部而言,俗有“宗派八大车轨”之说。各派之间的见地有区别、实力上有差异、经济上有矛盾。就这些现象而言,对佛教自身的发展极其不利,它影响到了佛教内部的团结,违背了佛陀教义,也影响到了佛教所生存的社会环境的稳定性。

  宗喀巴大师曾言:“一切教乘并行不悖,一切佛言均属教诲”。佛陀之所以宣讲那么多的佛法,是因为针对不同的人开示不同的法门。所以说,一切法门都是同等重要的,都是需要修行人自己去选择适合自己的法门。在藏传佛教历史上因见地不同而产生诸多门派偏见,认为有些教派是邪恶和妖魔的化现必须摧毁,因而引发了门派之间的厮杀。佛陀最主要的教义即是慈悲心,关怀众生,只是因为见地的区别而仇视其他门派,是违背了佛陀提倡的慈悲心。而对其他教派的歧视已经严重违背了佛陀“平等心”的教义。然而无宗派主义运动是用平等的眼光对待各个门派,提倡互相学习,弘法利众。

  蒋扬钦哲旺波传写到他对自他宗派的观点:“诸大智者、证士们建立的每一句教语,都有许多能成立的原因和理由。因此,凡是各自的宗风和传统,以及前辈祖师们特殊的立宗之主张,他们的追随者不需要特别地袒护偏爱。”[ 蒋扬钦哲旺波传,116页,]

  3.3.1.2彰显了藏传佛教文化的包容性

  在藏区的所有宗派都一味尊崇龙树菩萨开创的中观见地,并将其作为究竟的见地。在藏传佛教发展的过程当中,各派都持有自己教派所有的中观见地,并且通过讲述、辩论、著书等行为来论证自己教派的见地是唯一的真理,否定或攻击其他教派的见地。从而对各派之间的友好关系造成了障碍。再加上藏传佛教在发展的同时都形成了各自的寺院经济领地,形成了各自的宗教文化。从宗教社会学冲突论的观点看来,藏传佛教从前弘期到后弘期,是一连串的不断地宗教斗争与冲突史,比如,佛苯斗争、顿渐之争、新旧派对密法真伪之争,中观见地之争,教派政权之争等等。如果仅仅从冲突论的观点看藏传佛教史,是较为片面的。因为“无宗派偏向”的思想对各个教派持有包容,恰好证明了藏传佛教文化的包容性。

  最显著的例子是,蒋扬钦哲等大师首先同等看待藏传佛教各派,都纳入到佛教当中,有明显的一教多派的情怀,尽管他自己是萨迦派的传承者,但他并没有只局限在萨迦派的传承,在十三年的时间里寻找各派大师听闻教法,这之间从康区到卫藏往返两次。他对各教法的继承,以及他的这种各教派平等,各教派都有存在的价值的观点,都无疑是藏传佛教“兼容并包”思想的实践者。这种包容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不同信仰的包容。佛苯虽然共同信佛,但苯教是信仰东巴西热米沃,而且在藏传佛教史上有过“佛苯之争”,一般不明佛理的信徒也会坚持佛正苯邪的观点,但是精通佛学的蒋扬钦哲等人,摒弃了对苯教的偏见,而且将苯教也看成藏传佛教的门派,所以,佛苯在藏族史上也并不是一直处于敌对的状态,“利美”思想体现了包容的一面。二是,对不同传承的包容。“利美”大师们跟从诸多教派的上师,并且也将佛法传授与不同教派的徒弟,不因为传承不同而与其他教派隔绝,以学习交流的心态与其他派别共同发展。三是,对藏传佛教内部诤议现象的包容。对于旧密大圆满、觉囊排的他空见等,是藏传佛教一直以来颇受争议的部分。“利美”们对此采取了学习的态度,“利美”大师挖掘了诸多伏藏,也学习了觉囊派的教派,将他们看成度化某些众生的佛法“药方”,没有从是否为究竟见地而做取舍。这种不仅仅是对外在文化习俗的包容,而是超越了信仰与“诤议”的包容性,正是“无宗派偏向”的又一亮点。

  3.3.2代表人物特点

  3.3.2.1代表人物具有多重的宗教身份

  通常由于宗教信仰的关系,只信仰某个宗派或只能是某一个宗教的教徒。按照惯例,藏传佛教的上师们都只是某个教派的上师,僧人也只属于某个教派的僧人。关于属于哪个教派的问题上,他们的身份往往是单一的,唯一的。

  从教派来看,起初三位倡导人都来自不同的教派,蒋扬钦哲是萨迦派,曲吉林巴是宁玛派,贡珠是噶举派。由于他们除了学习自家的教派的传承之外,也学习其他各派的教派。因此,打破了一往只学一派教派的惯例。因为对各派的教法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和修行,所以,从来自各派学徒的角度来看,他既是萨迦派、又是宁玛、噶举派的上师,这也是他们之所以能够广收各派学僧的原因。

  他们有个共同的身份,都是伏藏师。伏藏是关系到宁玛派三大传承中的近者伏藏传承,起初莲花生传法时因见时机不成熟,将重要的密法埋藏在山洞、地下等不同地方,并授记发现伏藏的人,而后来出现的掘藏师也就是伏藏师。在《杜钧教史》与《宁玛派源流》等书籍中,在写到关于伏藏传承时,都明确地写到了蒋扬钦哲等三位倡导人。而且当中引用许多预言和授记来引证他们三人是大伏藏师桑杰岭巴、吉美林巴等的化身。突出了他们三人在宁玛派伏藏传承当中的重要地位。

  另一方面,通过佛陀化身来弘法利众的说法构建了他们三人的身份。在这个梦中,蒋扬钦哲以国王的形式出现在桑耶寺,说是为莲花生大师的到来搭建阶梯,只听到有人对尊者说“为莲花生大师搭建的梯子,除了曲久林巴、贡珠活佛和你三人之外,谁也不能搭起大梯子。”[ 蒋扬钦哲旺波传[M].贡珠·云丹嘉措.张炜明.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3.p103]反映了他们三人对莲师教法的重要性。当时修建桑耶寺时期的赞普是赤松德赞,当钦哲见到曲吉林巴时说:“您与莲师无别”。曲林首次给贡珠灌顶时说;“您是一位比茹哲那的真实化身”。从这些梦与对话中可以看出,通过佛教的化身说构建了他们三人是赤松德赞、莲花生大师、比茹哲那化身的宗教身份,这有利于开展佛教事业,尤其是有利于旧密法的弘法工作。

  3.3.3相关著作特点

  这一时期的相关著作数量较多,著作类别除了蒋扬等人的传记外,也有教法史,更主要的是关于藏传佛教传承的“五大藏”。

  3.3.3.1传记与教法史

  这一时期完成的主要人物传记有贡珠所写的《蒋扬钦哲传》、《贡珠云丹加措自传》,教法史有《宗派无偏向教法史》。如今藏文“རྣམ་ཐར”词意被理解为传记,其本意则是解脱,而解脱是佛教词汇。因而在藏传佛教界的人物传记在写作手法和内容都极大地受到了佛教思想的影响,比如蒋扬与贡珠被视为文殊菩萨的化身,而且在传记的开头部分,并不是直接去写他的今生,而是通过大量经典中的教言或伏藏中的预言来论述他的诸多的前世,由于引用一些授记,使读者容易对其产生敬畏感和神秘感。

  贡珠写的《蒋扬钦哲传》和他的自传,从传记写作的结构来看,分为了内、外、密三个部分,这种传记结构无疑是与藏传佛教修行密法者十分有关;外传是站在同世俗人相同的时空观,逐渐展开主人公生平事迹,而内传与外传是运用佛教密修者的时空观,讲述主人公“不共成就”和超出凡夫的“行境”,带有浓厚的宗教神秘色彩,比如蒋扬钦哲传中内传的部分是写他在热振寺“看见仲顿巴父子坐在柏林中,将典籍、教诫、窍诀的教法圆满交付给尊者。”[ 蒋扬钦哲旺波传[M].贡珠·云丹嘉措.张炜明.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3.p153]这当中,19世纪的尊者见到11世纪的仲顿巴父子,并从他们那里得到教诫,这种超越常人思维的神秘事件在内传和密传非常多,着重写“闻思修”,然而这种传记风格一般出现在重修密法的宁马、噶举派人物传记。而从格鲁派人物传记内容并没有分为内外密三个部分来写,反而是以现实生活的角度来写的,比较着重写讲、辩、著,比如,《四世班禅罗桑曲坚传》、《五世达赖喇嘛传》(17世纪)、《松巴堪布意希班觉自传》(18世纪),是以现实事件与人生转折来展开的,没有过多的宗教神秘渲染。贡珠所写的《蒋杨钦哲传》中充分记叙了蒋杨钦哲的“宗派无偏向”事迹,在外传当中是不分派地依止同时代的上师,在内传中超越时空性地得到各派祖师的教诫或授命,在密传中得到七种伏藏传承。塑造了划时代的“利美大师” 。

  在后弘期出现了许多教法史,例如:《布顿佛教史》、《土观宗派源流》等,对藏传佛教发展史有详细的记载,虽然有一些关于苯教的记载,但重点是写佛教,而贡珠所写的《利美教法源流简介——智者美饰》,相对来说言简意赅,篇幅较少。没有采取以往的每个章节写一个教派的传统,也没有提及到历史上的宗派斗争,更不言及教派见地的差异。从书名中就表明了他的观点,对“宗派不持有偏见”的态度。因而从之前的教法史相比,最大的亮点是没有把苯教分离出来作为单独的宗教来写,更没有言语上的诋毁,全文是从在藏区先苯后佛、佛苯共存的发展历史为依据而展开的,忽略掉了对佛苯之间的斗争事件的记叙,超越了宗教文化带来的隔阂。

  3.3.3.2教法大集“五大藏”

  “五大藏”是“宗派无偏向”实践者留下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起初是由蒋杨钦哲做了每一藏的提纲,然后是由贡珠编著而成,汇集藏传佛教各派传承精要,分别是《知识总汇》、《噶举密咒藏》、《大宝伏藏》、《教诫藏》、《不共秘密藏》。

  从五大藏的内容而言,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记载了各个教派的传承经典、教诫、诀窍。比如,《教诫藏》中,汇集了藏传八大门派的灌顶、教诫、诀窍,主要的本尊坛城,以及风、脉、明点、拙火等方便法门。有宁玛派的《大圆满心性自解脱》,噶当派的《噶当十六明点》,希解派的《大成就者帕当坝桑杰所传熄灭痛苦之五道》,还有觉囊派的《吉祥时轮》等等。是有史以来,对藏传佛教各派传承的一次结集,对濒临失传的教法起到了保护作用。另一方面有明确的指导性。尤其是在《知识总汇》当中,作者通过写佛教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以及佛陀出世,广转发轮等事迹,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什么是佛,为何学佛,如何学佛,学佛的结果是什么”等问题做了明确的回答,这对佛教徒众多的藏区人民来讲,不单单是普及了佛教常识,而且进一步的为佛教徒指明了修行的方向。通过梳理印度和藏区佛教发展的源流,对宁玛派等在教派斗争中受到挫折的宗派提供了属于正法的历史依据。《噶举密咒藏》以传承自大译师玛尔巴的喜金刚、密集金刚、胜乐金刚等十三个无上瑜伽部的灌顶、教诫坛城本续,密法中有许多成佛的快速法门,因此对佛教徒来说十分珍贵,也不是所有的佛教徒都适合修行密法因此被称为“不共”,所以也编著了《不共秘密藏》,是由贡珠本人所发掘的《三根本密意集》、《秘密心要》等地伏藏汇编而成。《大宝伏藏》共有六十三函,整理了自11世纪之后伏藏师们所发现的所有伏藏法门,对于伏藏品在藏传佛教界颇受争议,因为伏藏师与掘藏时间都有着很多预言,他们的行为常人无法理解,也有造假的伏藏。通过对伏藏的收集整理,使其来源明确,掘藏时间较为清晰。

  “五大藏”的内容既涉及到显密经典,也囊括了修持仪式仪轨。它不是站在教派的角度而整理这些主要书籍,而是视“一切佛言都是教诲,一切密法皆是方便”,将藏传佛教的传承视为能够为众生带来解脱的“宝藏”,同时五大藏的问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藏传佛教各派共存的大局意识和各派同为佛教的主体意识。

  3.3.4 “利美运动”进展特点

  3.3.4.1互为师徒的传承方式

  推动“利美运动”最为特殊的方式是互相学习教法,传授灌顶。在传统的概念里,师徒之间有不可跨越的身份地位,而“利美”大师们将师徒关系视作某种概念标签,他们听取教诲的方法完全超越了传统比较固化的“师徒”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做到了“依法不依人”的佛的教诲。蒋杨钦哲因两次去卫藏学习各派教派,而成为具有八大传承的大师,但在1840年他去八邦寺从贡珠学习梵文,而贡珠也从蒋杨钦哲处领受八大传承。1848年,在钦哲的邀请下,贡珠在八邦寺向一大批高僧传授了多罗那他讲解的时轮经密续。大伏藏师曲吉林巴,没有教好的文字功底,但钦哲将其视为伏藏上师,并从他那里得到诸多的有关伏藏灌顶。同时曲林也从钦哲处得到了“上师心髓”等灌顶。

  这种互为上师和互相学习的事迹,是不偏袒某一位上师,也不看高某个法门。尤其是在处理“闻思”上,是对正法的渴望与追求,而不是执着地选择只信赖某个上师的言教,开启了依止不同上师,在一定条件下上师也可以从徒弟手中领取教法。“互为师徒”也是双赢模式,是推进“利美”实践的动力之一,也是师徒二人在学习过程中同时进步的方法之一,淡化了师徒社会地位的差异,同时这种思想精神对藏传佛教的信徒在寻师学法方面起到了模范作用。

  3.3.4.2传承与整理教法并重

  之前也提到,在这一时期最明显的特点是“利美”大师们通过从不同的教派接受各种教法,也向来自不同教派的求法者传授教诫,以表现他们在求法和传法方面“不分派”。比如,最终依止噶举派的贡珠从蒋杨钦哲处领受八种传修法门,也在嘉绒地区寻访觉囊派高僧,学习觉囊派的教法。他的主要弟子有十五世噶玛巴,宁玛派的莫扎活佛等。蒋杨钦哲更是用十三年的时间寻访各派高僧,传承教法,据他的内传记载就他的定中或梦境中得到了宁玛派的近传,噶当派的授命近传,道果的授命近传,玛尔巴噶举的授命近传,香巴噶举的授命近传,希杰与觉域的授命近传,觉囊与夏鲁两派的授命近传。

  另一方面,他们也着手于对伏藏等传承的整理,主要是通过收集,以及得到传承以后编著成书,由于一些珍贵的密法,因秘密口传,不立文字,导致了密法的失传,这次贡珠等整理各派传承精要,主要代表是“五大藏”,通过这种措施将利美运动推向了高潮。尤其是其中的《大宝伏藏》,记载了历史上两百多位伏藏师发掘的伏藏,以及三位利美倡导人所发掘的伏藏,在此之后成为宁玛、噶举等派重要的经典。对教法的文字整理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相关教法的失传,留下了许多各个教派都可以参阅的书籍,同时这些书籍也体现着“不偏袒任何派别”的主张,使得更多的人佛教徒受益,受到“宗派无偏向”思想的影响。

  3.3.5 小结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在德格展开的“利美运动”,通过积极传承各个教派的教法,表达了不偏向任何一派,各派平等的主张,不仅仅是对当时藏传佛教“一派独尊”观念的批判,更是对各个教派互相尊重,交流学习,跨越自我局限的呼吁。通过对各个教派的主要显密经典进行文字整理编著成《五大藏》等书籍,保存了希杰派等弱小教派的传承,也使受到争议的旧译派、觉囊派得到了认可,为藏传佛教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由于他们三人互为师徒的关系和推动“利美”运动事业,增进了宁玛、噶举、萨迦派的关系,进一步影响到了各派的宗教领袖。

  第四章 20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利美运动”继承阶段

  4.1社会背景

  4.1.1政治环境

  政治环境是影响宗教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扶持宗教的政治环境对宗教的发展影响深远。所以谈到宗教发展的问题,不得不涉及到一些政治环境的问题。20世纪初期康区的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是西藏地方政府对于德格土司的控制,1926年经十三世达赖批准后,由泽旺邓登承袭二十一代土司。同时这也代表着格鲁派的势力在康区发展到了鼎盛。另一方面民国建立之后,1932年在川军领导刘文辉指导下建立了德格县政府,仍然委任土司、头人不同的职务。实质是利用原班人马为其统治服务。刘文辉在管理康区政务时,从总体上把握了康区的文化和民众意愿,尊重藏传佛教信仰和紧密的政教关系。通过对康区康传佛教经济资助、政策扶持、给予特殊荣誉等手段,制造了有利于宗教发展的社会环境。尤其是他将藏传佛教界的高僧大德聘请为“宣化师”、“辅教师”等,建立了“西康省佛教整理委员会”,支持创建佛学院,并且支持西康高僧到内地弘法和佛学交流。作为最后的德格土司江阳博姆也支持兴建佛学院,于1954年出资兴建“泽普佛学院”僧舍70多间。因而在这一时期,在德格土司辖区内藏传佛教得到了多方面的扶持,有利于发展。

  4.1.2宗教因素

  19世纪末三位“无宗派偏向”的核心人物相继去世,他们留下了相当多的经典著作,包含了各个教派的传承,以及众多的伏藏,尤其是他们以“无宗派偏向”的思想培养了“弥旁·嘉阳南杰加措”等高僧,他们的思想也一并得到了传承。因此,“利美”并没有因为倡导者的去世而结束,而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活佛的转世制度自产生以来不仅仅是某个教派或寺院的核心领袖,同时也是藏传佛教教法教义的主要的传承人,是继续推动藏传佛教事业主要人物。1893年蒋扬钦哲圆寂之后,按照藏传佛教寻找活佛的诸多依据,比如活佛圆寂前遗嘱,观湖、降神、算卦等。由于蒋扬钦哲圆寂前授记,他在未来会有身、语、意、功德、事业五个化身来利益众生。所以当时有五个灵童被认证为他的转世,分别是由蒋贡康楚认证的蒋扬钦哲身的化身,当时认证后在宗萨寺登上法座,十多岁就圆寂了,由噶托寺第二世大司徒仁波切认证的宗萨钦哲确吉洛卓,由学谦寺学谦加察仁波切认定的顶果钦哲,由第五世佐钦法王认定的佐钦钦哲古如才旺,由蒋贡康楚一世认证的贝鲁钦哲或八邦钦哲,后四者目前都转世到三世了。其中宗萨钦哲和顶果钦哲的影响波及全球。此二者也是主要的“利美思想”继承人物。通过活佛转世制度,为“无宗派偏向思想”的推动者指定了继承人,从而使这种思想“后继有人”,因而对继续推动和发展“利美”创造了先决条件。

  4.2.这一时期“利美运动”主要代表人物及其利美实践

  4.2.1弥旁·嘉阳南杰加措

  在利美运动的兴起阶段和继承阶段有一批高僧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要数弥旁仁波切了。弥旁仁波切(1846—1926)出生在顶琼(今属石渠之地),在他入寺学经之时,也正是蒋扬钦哲等开展“利美运动”时期,根据他的回忆“当时有许多的善知识住世,是广转法轮时代”,与当时众多的德格僧人一样,他受到了“无宗派偏向”的教育。

  他是“无宗派思想”的直接传人。因为他的上师当中包括蒋扬钦哲、贡珠云丹、巴朱仁波切等“无宗派”倡导者,尤其是被蒋扬钦哲当做唯一的心传弟子,从传授《白文殊修法随许》到传授共和不供的各种经典、金刚乘、净相、伏藏的所有灌顶、口诀、诀窍等。师从贡珠学习声明学《旃陀罗波字经》、《文殊寿主铁式铁蝎》,师从巴朱仁波切听闻五天的《入菩萨行论》当中关于智慧的篇章,后来编著了《智慧章注释》,足见他对佛学理论的熟练程度非凡,对此,藏传佛教内部解释为是他无始以来学佛的因,加上上师的加持这个“缘”促成了他顶尖的佛学水平。其实是他师从众多“无宗派偏向”的上师,传承和学习了各派显密,从而博学多才。后来在蒋扬钦哲晚年,他选择吉日以各种经典供养弥旁仁波切,并授记道“弥旁·贡布现证佛密意,通达一切犹如秒文殊,犹如战胜一切只法称,祈愿美名遍布大地上。”[ 堪珠·贡觉旦增.克珠群佩.宁玛派源流[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p544

  ]并且特别叮嘱弥旁,“今后请从讲、辩、著来继承这些经典,继续弘扬此世间的佛法”[ 同上p544]。以此可以看出弥旁仁波切不但从“利美运动”先驱者那里接受了许多教法,而且得到了他们的肯定,是继蒋扬钦哲等之后的“无宗派偏向”大师。

  宁玛派给予弥旁仁波切很高的认可,将荣松班智达、隆庆巴尊者、弥旁仁波切并称为“三大文殊”,足见他的辩才非凡、论著颇多。而宁玛派一向是被认为重视修行旧译密法的宗派,精通五部大论为主的显宗内容的却较少,而弥庞大师则是不可多得的显密精通者。关于他的著述一般被分为四类,(一)是赞颂篇、传记等,比如收录在宁玛派日常功课诵读当中的《圣八吉祥》,以及关于佛陀的传记《释迦牟尼佛本生·白莲花传》等;(二)关于藏族十名文化当中的《医方四续释论》等;(三)关于佛学的《时轮金刚续释》等;(四)祈愿文,诸如《极乐愿文》等颇多。

  4.2.2宗萨蒋扬钦哲曲吉罗智

  宗萨蒋扬钦哲(1893—1959)7岁时被噶陀寺大司徒仁波切认证为蒋扬钦哲的佛行事业之化身,而当时在宗萨寺已有贡珠一世与十五世噶玛巴认证的蒋扬钦哲身之化身。所以,宗萨蒋扬钦哲的少年是在噶陀寺学习、并且出家为僧的,十四岁时在全知达玛萨拉座前领受沙弥戒,在该寺学习了藏文文法,祈祷文、占卜、梵文等。十五岁时宗萨原有的蒋扬钦哲转世不幸离世,这才他被邀请去宗萨寺坐上法台,正式成为宗萨寺住持活佛。因而他也成为蒋扬钦哲“利美精神”最主要的传承者。

  在精通文法之后,先后在噶陀司徒班钦等上师处领受《入菩萨行论》、《三律学颂释》、《功德藏颂释》、《如意藏颂释》、《慈氏五论》、《中观五论》等。从他的父亲久美才旺处学习《大宝伏藏》,多智丹贝尼玛处听闻《隆钦心髓》,从噶东语自在处听闻《道果》等,总的来说前后依止了八十多位上师,可见他继承了无宗派主义地精神。

  他的弘法利生并没有局限在康区。除了在噶陀寺和宗萨寺中讲授诸多经典之外,他不辞路途遥远,到卫藏地区的拉萨、洛扎、拉隆、达隆、藏林吾寺、萨迦寺、不丹、多吉林等处传授经典教法。对于他传授的经典及其次数在《降阳钦则一世、二世传》56页记载道:传授金刚乘法轮教诫藏两次,传讲旧译宁玛经典《修习全集》四次、道果学说三次、俄派七大自在时轮四次、大宝伏藏灌顶及前引一次、全知钦哲的全部伏藏经文、十万教诫、大伏藏师乔吉岭巴所掘出来的伏藏等等。针对个别的悟性较高的僧人他又传授轮涅无二、大手印、大圆满等。

  他特别注重对蒋扬钦哲等先辈著作的整理与印刷。将自己所收到的供养当中拿出一部分专门用来整理蒋扬钦哲十多本著作,主要有《律经释》、《密宗精要释》等,还有弥旁仁波切的著作,一共二十五部著作由他出资雕刻成藏文木刻版。在宗萨寺建立了康谢佛学院(ཁམས་བྱེ་ནང་རིག་སློབ་གླིང),并且鼓励更多的堪布在多康地区建立讲修学院。

  4.2.3顶果蒋扬钦哲仁波切

  顶果钦哲仁波切(1910—1991)是蒋扬钦哲智慧的化身,是“无宗派主义”精神的传递者。是20世纪享誉国内外的藏传佛教大师,他显密兼通,不单是宁玛派传承的主要上师,也是影响20世纪藏传佛教的精神导师之一。他特别注重实修传承,曾在雪山深处闭关二十二年,得到诸多教法的殊胜成就。不仅是大圆满诀窍的持有者,而且是具有藏传各派百种传承的博学导师。

  他从小就担任起“利美思想”的传承。尊者于1910年出生在20世纪德格土司辖区的邓科河谷,父亲是德格土司的大管家。由于当时德格佛教文化氛围浓厚,兄弟几人当中必有一人当僧人,顶果钦哲的两位哥哥都是僧人,而他本是要继承父业的,但从小被雪谦加察仁波切认证为“蒋扬钦哲” 意的化身,所以不得不放下家业,成为钦哲传承人 之一。也正是因为全家笃信藏传佛教,在顶果钦哲的家庭教育方面一直把慈悲利他当做生命的价值。在根本上师雪谦加察座前领受了宁玛派主要的灌顶和教法,但对于利美的传承者,仅此是不够的,因而他又拜卓千、堪布·贤噶等50多位上师,学习《十三部大论》 等诸多教法。

  从1925—1938年间,顶果钦哲更加注重实修,在德格等地偏僻的关房、山洞等处长时间的闭关修行,这不单单是从实践的层面提升自己的佛学认识,而且为之后的弘法打下了坚实的显密基础。之后跟随蒋扬钦哲事业的化身宗萨钦哲·确吉洛卓(1896—1959)多年,领受了《大宝伏藏》等诸多灌顶。在宗萨钦哲的鼓励下,他致力于广弘佛法,把传授佛法的事业当做自己的修行和责任。曾两次传授108函的《甘珠儿》,五次传授63函的《大宝伏藏》。那么对于信众的门派、性别、身份地位、种族等等,他从未计较这些。在离开中国西藏之后,他到印度、不丹、东南亚、西方各地,为众多的佛门弟子讲解佛经,广传教法。在印度、尼泊尔、不丹以及国内修建佛塔、兴建寺院。致力于将藏传佛教的传承继续延续下去,印行了三百多函的教法法本,以避免教法在时代巨变而遭受中断。1975年之后,开始造访欧美国家,在法国等地弘法,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弟子。

  4.3此阶段主要特征

  4.3.1“利美运动”继承的特点

  灵活运用活佛转世制度。至19世纪末,三位主要的“利美”推动者相继去世,但他们的思想影响了许多德格土司辖区的宗教人士。根据预言蒋扬钦哲与贡珠还会乘愿再来,各有五位转世。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制度自产生以来,活佛就成了法脉主要的传承人、教派或寺院的精神领袖、主要代表者,自从由一世噶玛巴度松曲巴创始以来,所有在历史上每一次转世之后被认定的活佛只有一位,其他各派的转世活佛也是只认定一位,因为转世者太多反而迎来斗争的较多。而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认定出了多位贡珠与钦哲的转世。比如在德格的主要寺院八邦寺、雪谦寺、佐钦寺、噶陀寺、宗萨寺都认定了一位钦哲转世,从中可以看出钦哲非凡的影响力,另一方面这些寺院都积极拥护钦哲的“精神传承”。比如,顶果钦哲与宗萨钦哲同样是钦哲转世的继承人,但他们之间是建立起师徒关系,同时也增进了寺院、教派之间的关系。将宗派无偏向的思想精神通过与活佛转世制度文化的结合,使得其后继有人,并且因为认定的转世者较多,所以培养出更多的“利美”继承人。继承人的出现,意味着他的思想精神与社会地位在社会中延续下去,因而利美运动的传承得到了解决。

  传授各派教法的宗教场所兴起。在这一阶段由于来自经济政策的扶持,在原有的寺庙基础上建立了许多佛学院、禅修院,这些宗教场所不仅仅接受来自各派的学僧,同时在课程设置上也继承了“利美”精神。蒋杨钦则旺博的直接继承人蒋扬钦哲曲吉罗智创建了宗萨康谢五明佛学院、嘎莫当藏闭关禅修院,重建了噶陀佛学院和扎贡禅修院。“嘎莫当藏禅修院的实修叫法,是依据“钦贡曲”的《三根本》及八大密教精髓”。 由第五世夏朗、第四世加查、遍知弥旁仁波切共同建立了协庆寺佛学院,司徒白玛旺秋甲玻扩建八邦寺五明佛学院。这些新兴的佛学院,“显密兼容,各派并包”的原则设置藏传佛教的经、律、论课程,显宗方面有戒律、因明、俱舍、中观和般若等,密宗有续部经典,各类加行、生起次第、圆满次第、大手印、大圆满、和窍诀等。邀请各教派的大堪布交流学习,在这个过程中提高了各派僧人的知识面,同时也培养了许多持有不分教派观点且精通五明的高僧大德。

  4.3.2代表人物特点

  弥旁仁波切、宗萨钦哲与顶果钦哲是在利美继承阶段当中最有影响力的三位上师。这三位的出生环境都在德格,他们都成长在佛教文化浓厚的宗教家庭,受到了德格宗教文化包容的熏陶,其中弥旁仁波切是“贡钦曲”三人的亲传弟子,是降央钦则旺博的法太子,宗萨钦哲与顶果钦哲又是两位重要的钦哲传承人,尽管他们一位是萨迦派、另一位是宁玛派,两人关系十分密切。除他们三人以外,在这一阶段,还有贡珠、曲林的传承人,以及“利美运动”倡导人的诸多弟子,都持有宗派平等的态度,在佛学院通过修行和传授“五大藏”及相关的经典,影响更多的康区乃至整个藏区的僧人。

  弥胖仁波切是这一阶段初期的主要继承人物,因为他精通因明,雄才善辩,注疏造论,尤其对宁玛派在近代的复苏作出贡献。他并不是被公认的伏藏师,因为他没有在大众眼前挖取能够看到的地下伏藏,他将自己的密意藏著作成书加以弘扬,其实是一名隐居的伏藏师。从藏传佛教的角度而言他是注重实修的僧人,注重实证,在嘎莫当藏禅院静修十三年之久。

  宗萨蒋扬钦哲是这一继承阶段的核心人物。因为传统的说法是,宗萨寺是萨迦派三大寺院之一,在康区的寺院地位较高。而蒋扬钦哲是宗萨寺的主要活佛,虽然说被认定的转世有多个,但是其中宗萨钦哲继承了他的的法台,从弥胖仁波切等处继承了各派的教法。转世的功能使得他与钦哲一世如同一人,发挥着同样的宗教功能。都积极地倡导“宗派利美”的精神。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建了诸多宗教场所,同时他还一度管理噶陀寺院。许多人从他那里接受教法,有宗派领袖十六世大宝法王、十四世达赖喇嘛,也有各派的普通僧人。

  顶果钦哲是这一继承阶段后期的主要人物。一方面他是被德格雪谦寺的然江活佛认证为钦哲化身之一,而雪谦寺是德格有名望的宁玛派寺院,这也就意味顶果钦哲的宗派利美思想将对宁玛派产生重大影响,另一方面,他经常去拜访宗萨钦哲,并且拜其为上师。如果仅从他的传记来看,他的闻思修事迹,几乎是效仿了钦哲一世,他也曾为能够保留更多教法而寻找各派的隐修大师,得到了许多法脉传承,成为了20世纪的宗派无偏向大师。

  4.3.3相关著作特点

  根据蒋扬钦哲一世的嘱托,弥旁仁波切怀着对宗派没有偏袒的见地,写下了许多著作,比如,与大圆满教法有关的《决定宝灯》,所造的主要论释有《辨法法性论辨别本智显现》,跟旧译密咒有关的《秘密藏续释》,《入菩萨行智慧品释论》、《中观庄严论疏》。讲如何才能成为佛教学者《智者入门》,以及治理国家有关的《国王修身论》。也有支持他空见的《承许他空狮子吼》,由别于他空自空的《如来藏大意狮子吼》等论,对后来的藏传佛教哲学影响深远。

  宗萨曲吉罗卓所写的《开启佛门》一书对伏藏传承做出了相应的解释。因为有许多学者对在宁玛派中的伏藏传承表示质疑。对伏藏来源的解释。据传说莲花生为护持正法,利益未来末法时代之有情,他们把此等法宝结集及埋藏起来,作为“意岩”及“土岩”,也有“净相传承”及“口耳传承”。通过道德劝说去认可伏藏,“故对此等教法应殷重谨慎,因为若由嗔心而谤法,乃是极大之过失,将令自身之垢障增加,变得愈厚重。”引据论证,龙树在龙宫开启十万颂之《般若波罗密多经》等伏藏。意在表明在古印度佛教时期已有伏藏,而非宁玛派自创。对伏藏传承的维护,也是在纠正宁玛派非正法的观点。

  《开启佛门》在有关于宗派无偏见的开示,是围绕佛教的道德观来展开的。比如,僧人应该互相尊敬,不应该执着门户之见,更不要把佛法割裂开来,要认清谤法的罪过。也明确指出宗派之争的弊端,宗派诤议令人们发生争执、烦恼及混乱。此等人们浪费现世及来生,并令自他堕入恶业。执着门户之见实毫无意义。为了护持正法,我们必须去除此等见解。

  这一继承阶段相关书籍都在强调护持佛法,对佛教的主体意识较强,同时也承认各派有自己的特色,而这些特色不能用对错来评判。因为格鲁派在历史上多次抨击宁玛、觉囊教派的见地为非正见,为此利美大师们著造论疏,反驳宗派偏见。

  4.4 小结

  19世纪末期掀起利美运动大师相继去世,进入了继承阶段。主要从两个方面继承,一是通过运用活佛转世制度,认定了多位利美大师的转世,确定了在新的阶段利美精神的主要传承人,另一方面是通过兴建佛教场所,包括讲修院、禅修院,佛殿等等,完善寺院机构,培养更多的“利美”学僧。在这一阶段弥旁大师等书写佛学论著,以正佛学见地,维护各派平等的观点。宗萨钦哲与顶果钦哲也从闻思到修行,以及讲著都继承了一世钦哲的“利美”精神,讲宗派利美继承发扬。

  第五章20世纪中叶至今:“利美运动”传播阶段

  5.1“利美运动”在新时期依然持续的原因

  5.1.1藏传佛教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无论是藏传、汉传、南传佛教,都是遵循和信仰释迦牟尼佛的言教。同样地,藏传佛教虽然在历史中发展出多个教派,但都是同一个佛教,同样学习经、律、论、三藏,修习戒、定、慧。在《正见》自序中提到,佛教与外道区分的基本原则就是佛陀留下的四法印:诸行无常,有漏皆苦,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对于四法印,各个教派都是共同认可和信仰的。另一方面,佛教自身要“放下执着”,佛教认为一切和合物都是无常的,一切情绪、烦恼都是痛苦,一切有位法都无自性,追求涅槃寂静。要远离烦恼和痛苦,最根本的“药方”就是破除“我执”。所以,无论是身处什么时代环境,对于一个佛教徒来说,要放下对自己、上师、寺院、宗派的执着是重要的修行。藏传佛教要在新的时代继续弘扬教法,首先是要如理如法地履行佛陀教义的见修行,那么就必须破除“自我”、“自他”宗派的执着,不因执着于寺院、宗派的社会利益而勾心斗角,不因执着于自己的僧团而赞己毁他。这种观念是千百年来佛教教义对佛教自身存在发展的基本要求。

  在新的历史时期需要不分宗派的包容思想。从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央政府实行了宗教民主制度改革,使得藏传佛教实现了政教分离,同时也实现了各个教派平等的社会地位,党和国家的政策维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促进藏传佛教的繁荣发展。”[ 论新中国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J].王晓明.世界宗教研究.2016]同时也转变了藏传佛教的寺院经济模式,从“封建农奴制”的剥削经济来源转化成了“以寺养寺”的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的转变改变了藏传佛教的发展方式,它不再是固步自封地当地方的宗教统治者,而是在新的时期他们放眼全球,把藏传佛教的宗教“产品”带到需要它们的地方,比如我国的内地沿海地区和欧美国家,改变了藏传佛教只在亚洲发展的宗教格局,进入了国际化的轨道。

  弘法事业推动着藏传佛教的发展,从佛陀的教义出发,佛陀提倡自利利他,普度众生,广转法轮。而普度众生的事业需要“无分别的、不偏袒的”智慧,不因为亲朋好友就给予他们传授佛法,不因为陌生的人或其他民族国家的人而不去传法,所以需要“宗派无偏向”的思想,要以种种方便智慧度化有缘人。根据《入菩萨行论》当中讲解施舍的篇章中的观点,认为在所有的功德当中“弘法利生”的功德最大,在所有的施舍当中“法的施舍”最大。因而,作为一个信仰坚定的大乘佛教徒,更是需要一种积极入世的思想和态度,用自己智慧的行为教化更多的众生,而其中智慧的教化必须具备“利美思想”。

  总之,藏传佛教自上世纪中叶以来进入了全球化的传播阶段,然而藏传佛教的传播必须建立在“宗派无偏向思想”的基础上,才不违背佛陀教义,才能够真正意义上传播佛陀的教义。

  5.1.2藏传佛教宗教对话的需要

  20世纪50年代随着科技革命的到来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人类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交通设备不断更新,这也加速了人口流动,人类社会关系日趋紧密。经济全球化、网络数据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全球宗教进入了一个新的继承阶段,同时宗教的交流与对话显得非常珍贵。

  宗教对话是人们心灵的对话,精神的对话,在人类社会当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宗教对话的对象不仅仅是对外的其他宗教,也包括对内部其他宗派之间的对话。一些宗教学家认为宗教具有排他性,因为信仰的原因,只能信仰上帝或真主,将自己的信仰当做唯一的真理,把世界上的其他宗教当做不纯洁或邪恶的。因此,信仰某种宗教的信徒都多少会对其他宗教有排他的心理和行为,这种排他性对宗教自身的发展造成了局限性,阻碍了不同信仰人们之间的交流,情形严重将会导致不同信仰群体或个人之间发生暴力冲突,影响到了社会的和谐。

  正因为佛教提倡和平,慈悲利他,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藏传佛教在面向世界传播时,它不仅要处理好内部各派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要处理好与其他教派之间的联系。因此,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宗教对话是对各个宗教的时代要求。藏传佛教的“无宗派偏向”的思想一直以来承担着教派内部之间的对话,在新的时期,藏传佛教具有诸多教派的事实没有改变,各个教派依然在全世界各地发展,那么“无宗派偏向”的历史任务就没有完成,更不能废弃。因此,依然需要这种带有平等性质的宗教观在新的时期引导藏传佛教各个教派并存发展,互相学习,共扬佛法。同时藏传佛教要面对的是世界上其他诸多宗教,面对不同的宗教文化,不同的国家民族,所以无论是藏传佛教还是其他宗教,由于关系到人类文化的交流与国际社会和谐,与其他宗教的对话沟通既是大趋势也是各个宗教必须打开的一扇大门。

  5.1.3藏传佛教传播所需的宗教观

  自藏传佛教进入全球传播之后,它的传播者主要是以藏文化为背景的藏族僧人,而传播对象则在肤色、语言、思维方式、思想意识、社会地位、其从属民族、国家都有明显的差异。这对藏传佛教传播者来说既是机会,也是巨大的挑战。藏传佛教内部的教义来看,主要的目的不在于通过传播得到更多的信众或者施财者,也不是给他人在物质上的慷慨施舍,而是通过传播让更多的人真正意义上理解佛法、实践佛法,通过对佛法的信仰修持从而利益到他们的身心健康。

  但是在传播的时候,要面临不同的文化环境,既可能受到欢迎,也会遭到拒绝和怀疑。而“无宗派偏向”的思想是将各种文化平等对待,并且不局限于某一个领域的文化,不拘泥于某种风俗习惯,而是只要能够将佛法的甚深要义传授给其他众生,并不局限于传授人自身的文化背景,是在最大的程度上通过利用和借助他人的文化习俗,将佛法传授于他人。比如,在公元8世纪时,莲花生大师被请到吐蕃传法,他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思想,将佛教与吐蕃固有的苯教文化结合起来,从而推动佛教在吐蕃的发展。上个世纪末叶,在美国有名的藏传佛教传播者秋阳创巴仁波切,他脱去红色袈裟,一身的西方人士打扮,一口流利的英语,通过西方的教育方式创办那若巴经院等等,都是通过积极的入世,以“无分别的、不分派别的”思想,将藏传佛教的精髓植入到异类文化的田地。另一方面,应机施教也是“利美思想”的又一重点,通过这种方式传播藏传佛教至为重要,合乎佛理,因而“利美”思想对藏传佛教传播的事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5.2此阶段“利美运动”的主要人物事迹

  5.2.1 邱阳创巴仁波切(1940—1987)

  谈起邱阳创巴仁波切,在藏传佛教界颇有争议,一方面他与20世纪初期的西藏奇僧根敦群培一样,才华出众,却舍弃僧人戒律;另一方面,他在苏格兰和美国创办的禅修中心等影响巨大,有些僧人认为他离经叛道的行为损坏了佛教的形象,也有些人认为他对藏传佛教在欧美的传播功绩显著。对此,香巴拉出版社负责人山姆·博秋兹于的看法是:“仁波切的一生呈现出多种不同的样貌:如僧侣、结婚的喇嘛、父亲、疯智瑜伽士、大学创办人、艺术家、君主等等。在梵文中,像创巴仁波切这样的人被称为大成就者,mahasiddha--大成就者不只透过修行、研读和了悟而有大成就,他也超越了一般社会期望或行为的限制。”[ 作为上师的妻子,p374,戴安娜·木克坡(Diana J.Mukpo)与卡洛琳·萝丝·吉米安(Carolyn Rose Gimian)合著,吴茵茵中译,香巴拉文化出版社,2012.03]

  1940年创巴仁波切出生在西康,从小就被认定为十一世创巴,开始了在青海苏芒寺学习,从噶举派法王接受沙弥戒,岗厦堪布为他主要的经论上师,拜贡珠二世为他的禅修上师,从贡珠那里自然接受到“不分宗派”思想的熏陶,这对他之后的见地与修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1963到1967年他在牛津大学深造期间,不仅掌握了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还学习了西方的课程,比如:比较宗教学、心理学等。在原本具备藏传佛教知识的基础上吸收到了西方文化。当时在苏格兰创办桑耶林禅修中心,为了真正能够帮助到西方人,他想把西方人的特点和藏传佛教结合起来,以适应西方文化。在当时藏传佛教僧人进入西方世界不久,由于外在的文化差异对文化的交流形成一定程度的隔阂。从而创巴仁波切产生一个想法“我不应该隐藏在袈裟之下,让人觉得高深莫测,这对我只是障碍。为了更深入参与僧众的弘法事业,我决定还俗。我比从前更深信自己献身于佛教的使命。”[ 作为上师的妻子,17,戴安娜·木克坡(Diana J.Mukpo)与卡洛琳·萝丝·吉米安(Carolyn Rose Gimian)合著,吴茵茵中译,香巴拉文化出版社,2012.03

  ]他打破了原有的文化束缚,适应西方文化,脱下僧衣,穿上西装,但是他弘法的愿望没有改变,尤其是从1970年到他圆寂之前,一直在美国致力于弘法利生。创建香巴拉训练中心,那烂托基金、纳洛巴经院。

  同时他也是一位伏藏师,发掘了香巴拉伏藏。弘扬香巴拉的觉悟社会为主,提倡无畏的慈悲和勇士的智慧。同样地,他通过香巴拉出版社出版了许多个人和与别人合著的书籍,例如:《突破修道上的唯物》、《动中修行》、《觉悟勇士—香巴拉的智慧传承》除了相关密宗内容之外,结合了西方人的冥想,以及哲学的思辨,从理论和修行层面都达到一定高度。

  5.2.2宗萨钦哲仁波切(钦哲三世)

  1961年第三世宗萨钦哲仁波切出生在不丹。他的祖父是宁玛派的敦珠法王,父亲是不丹国宁玛派的听列仁波切,是有许多“活佛”的家庭背景。就因为是“活佛”的转世,他被“授予”在印度、不丹等地的多所寺庙和佛学院的精神导师的地位,因而从小就受到严格的训练和特殊培养。跟从众多的堪布阿贝仁波切等学习佛教经纶哲理之外,而且有机会从萨迦崔齐、十六世大宝法王、敦珠法王、顶果钦哲仁波切等高僧大德座前领会受完整的宁玛、萨迦、噶举等教法,并且不断地对四大宗派钻研学习。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藏传佛教的大师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弘法利生。因而作为转世活佛,身负重任。为此,他不仅学会说藏语,也会说英语,自1981年开始,仁波切先后到印度、日、韩、法、德、美国等地弘法,通常都是用英语讲法,与更多的人追求和分享佛陀的慈悲与智慧。同时作为“钦哲”传承人,他也实践着无宗派精神。

  无宗派主义的一个特点是不局限于文化形式。因此,第三世宗萨钦哲仁波切通过多种途径向更多的人传达佛陀的教诲与思想。早些年,与意大利导演贝尔合作拍摄了名为 《小活佛》(little Buddha)的电影,后来相继拍摄了《高山上的世界杯》、《旅行家与魔术师》。这些电影的题材无疑是以佛教文化为背景,通过电影情节故事以及台词揭示佛教的基本观点。同时也出版了适合大众阅读的书籍,其中翻译成中文的有《正见—佛陀的证悟》、《朝圣》、《佛教的见地与修道》、《人间是剧场》从这些书名中也可以看出是有关佛教的见地和修行的常识,并不着重讨论某个佛教哲学问题,也没有只讲大乘思想,四宗都涉及到了。除此之外,他建立了钦哲、莲心基金会,建立了悉达多本愿佛学会,启动了能够让全世界人了解佛教的佛典传译计划,通过这些无偏私的佛教慈悲思想从物质经济和佛学知识利益他人,同时保护佛教有关的传统文化。

  5.2.3堪布晋美彭措

  文革十年,不论是内地还是藏区,佛教文化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只有极少数的像法王如意宝等依旧守持清规戒律,使得教法幸存下来。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央领导组织下,地方人民政府与各界宗教人士又重新恢复宗教文化。经过十年文革,僧团早已涣散,寺院早已一片废墟。法王如意宝等将再弘佛法当做自己的责任,无有任何骗私的,将自己的所学传授给前来求学的僧人和信徒,向内地弘法,建立了藏传佛教在国内传播的新的里程碑。又在90年代之后多次到国外传法,使得藏传佛教的诸多教法在新的时代延续下来,成为更多人的精神财富,同时也推动了藏传佛教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和发展。

  1933年,法王如意宝降生洛若(今甘孜州色达县洛若镇),由于出生时出现种种奇异现象,当时的伏藏大师旺修、大成就者阿亨拉贡等大德根据伏藏师列绕朗巴的授记将法王如意宝认定为列绕朗巴的转世。而列绕朗巴大师(1856—1926)曾被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加措迎请到拉萨,在桑耶寺、大昭寺等处挖掘大伏藏,为十三世达赖喇嘛、十五世噶玛吧、萨迦法王等传授《心滴如意宝》灌顶,足见列绕朗巴在藏传佛教界拥有相当高的地位。法王如意宝9岁时父亲去世,这使得原本穷困的家庭更加贫困。在当时以佛教文化为背景的藏族社会,寺院当中的活佛及其僧人因为受到供养而衣食充足,并且能学到文化知识和技能 。人们都秉持着轮回是苦,出家解脱的价值观,加上僧人在社会上受到尊重。因而大多数人逃离物质贫苦的方法是出家。1947年,法王如意宝在扎宗堪布索南仁钦前受沙弥戒,法名为善说贤。为了能够学到更多的佛法,得到更多传承,从1949年开始,法王从色达徒步去石渠江玛佛学院拜托噶如意宝为上师,领受显密教法,尤其是大圆满的灌顶、传承、诀窍。前后依止了十多位上师,听闻了《上师心滴》、《时轮金刚》、《入中论》、《现观庄严论》等经典。求学六年之后,1955年回到洛若,自此开始传授经典。由于诸多的僧人假借密宗,实行恣意妄为,玷污三戒,为了示现清净的比丘形象,法王拒绝了受用空行母。

  1985年法王向全藏区的各大寺院发布关于弘法利众的《公函》,明确倡议修行人必须从事闻思修、清净戒律,这一倡议赢得了各界人士的赞同,同时也对迅速建立起持戒清净的僧团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此他便踏上“不分宗派”地弘法之路。

  走访康区,不分派别地传达教言。1986年,法王携一些弟子走访康定、道孚、炉霍、甘孜等地区的宁玛、噶举、萨迦、格鲁派的七十三所寺院,在途经的各个佛学院中,教导和鼓励僧人们建立对佛法的信心,和用新的视野认识佛教。强调佛教徒必须以闻思修为主,依照佛所说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调伏自心,是诸佛教”,持戒修心等,使得僧人们对修法道路找到了明确的方向。同时朝拜有关莲花生大士传说的五大神山,因为文革期间一些激进分子在神山和寺院里做一些人们禁忌的事,这些神山和寺院被大众认为“污染了”,所以法王在朝拜的同时应大众需求对“污染”的神山和寺院举行洁净和开光仪式,使这些“污染物”回归到“洁净”,再一次在信众意识当中确立了神山寺院的神圣性与清洁性。

  跨越区域和民族,启动内地弘法之路。在藏传佛教界看来,藏区是观世音菩萨的所化刹土,布达拉是他的道场,内地是文殊菩萨所化刹土,五台山是他的道场。1987年,法王率领一些藏区的僧众朝拜五台山,当时内地处于百业待兴之时,尤其是恢复有普世价值的佛教文化迫在眉睫。法王在五台山为汉蒙藏信徒传授《菩提道次第摄颂》、《佛子行》等法要。塑造莲花生像、修建文殊宝殿、宗喀巴大师殿,并且摄受汉族四众弟子(出家男女、在家男女),法王离开五台山时候,有一批汉传僧人跟随法王,开创了当代汉传僧人入藏的先河。法王朝拜五台山之后的这些作为,其实符合“佛教度众”的悲愿,佛教的确不分种族、地区,同时在新的时代,通过佛教传播为民族文化交流提供了健康的平台。

  法王在弘法过程中,并没有拒绝异族他姓,而是本着“无宗派主义”地传授教法,度化他们。也并不是仅仅宣讲宁玛派的经典,或者以宁玛派为独尊。而是无私心地将自己在各派大师前所学进行传授。法王发现无论是内地还是藏地,女尼极少,由于种种原因很多女众没有机会出家修行。为此他广设方便,摄受藏汉女弟子。法王的弘法功德得到格鲁派最高精神导师之一十世班禅的肯定,1988年受邀被受邀到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讲经说法。为各派高僧传授《定解宝灯论》为主的法要,并引经据典论证各个宗派的究竟观点互不相违,平等无别。进一步传播“无宗派主义”精神。

  1990年之后,法王赴尼泊尔、印度、不丹等地弘扬佛法。受贝诺法王之邀在印度南方大乘朗朝高级佛学院向广大僧众授予“四心滴”甚深灌顶。在印度色拉寺为格鲁派传授宁玛派无上教法,对当时在印度的藏传佛教带来了和平的法音。随着法王在国内外的信徒日益增多,佛学院每年定期在国内外举行多次法会。比如藏历四月举行的金刚萨埵法会,极乐法会等等,有几次人数达到五十万左右。这些法会不仅仅是宗教活动,其实更主要的是人们接受到了更多的道德教育,比如:十善法等。同时也提高了对佛教教义的认识,破除迷信,从新的科学理性的角度认识和接受佛教。1993年之后,法王到日本、美国、加拿大、法国等欧美国家的藏传佛教寺院、禅修中心等处向国内外信徒传授《文殊大圆满》等灌顶,之后回到国内,直到2004年圆寂前依然到四川、甘肃、青海境内百所寺院广转法轮。

  5.3此阶段主要特征

  5.3.1“利美运动”传播的特点

  “利美运动”或不分宗派归根到底是为藏传佛教的和谐发展服务的。从而它成为了着藏传佛教在世界各地传播时期的原则性问题。

  不局限于自己传统的文化。对于传播佛法的大师来说,只要是传递信息的各种文化都可以是传播佛法的手段或工具。他们尝试着用西方人的文化传播佛法,跳跃出他们习惯上的西藏传统文化。西藏的传统文化当中有许多宗教习俗、禁忌文化,这些关于藏传佛教的习俗文化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束缚着僧人们的思想行为。从而使得对自我的执着就更强,比如在藏人的习俗当中人们见到活佛都会去供养磕头,但在异样的文化环境背景下,由于没有这种习俗,活佛的社会地位与普通人一样。对于创巴仁波切等“利美”大师来说,他们把佛法带到资本发达却精神领域空前危机的欧美地区当做一生最重要的责任。因此,1968年创巴仁波切在不丹虎穴寺闭关十天,思维关于弘法的事情,“在闭关中反省我的生命,思惟怎样才能在西方弘扬佛法?”,另一方面在此次闭关中他对“利美思想”有了更高层次的认识,这更有利于促进佛法的传播。“同时我也明白了,原来噶玛巴喜和莲华生上师二者就是一体。本来,这两们成就者的佛教学说在西藏是被分成两派的,现在我明白了,其实两派学说正是互相辅助、毫无抵触、非常融洽。”[ 创巴仁波切.《生在西藏》.http://www.foyuan.net/article-305238-21.html

  ]在不丹虎穴的闭关是创巴仁波切的人生转折点,从此他走上了在西方弘法的道路,为此,他舍戒还俗,融入西方社会,学习日本好友铃木大卓的禅宗艺术等等。包括他所设立的香巴拉培训,是对构建一种无有分别、本初善、觉悟很高的佛教社会的尝试。

  传播方式具有多样性。“利美”大师们在传播藏传佛教时既有传统的方式,也借助了多种现代的传播媒介。由于藏传佛教的许多传承都要借助仪式仪轨,比如在皈依、灌顶等时候,依照传统的仪式仪轨。在讲解佛教教义的时候,也是依照传统的主要经论。另一方面,他们也积极借助现代的传播媒介。书籍作为富有知识信息的载体充斥着人类社会,“利美”大师们通过出版英文书籍在欧美传播佛教,这些书籍也被译为其他国语。创巴仁波切建立了香巴拉出版社,同时相仿西方的基金会建立了慈善机构,而这些是在传统的藏传佛教所没有的。互联网时影视文化从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两方面影响着现代人类,宗萨钦哲通过拍摄电影,以现代产品的方式向大众传达有关佛教的慈悲、无常、因果等思想。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藏传佛教的传播者也建立起许多佛学网站。积极地接受新的文化,不拘泥于某种文化,也不被寺规或者习俗束缚住,平等地看待传统与现代文化,将它们用于传播佛法。

  5.3.2代表人物特点

  与前两个阶段相比,有相同的宗教身份就是伏藏师的身份,而且他们通过伏藏进一步推动了佛教的发展,比如秋阳创巴仁波切的香巴拉伏藏,法王晋美彭措也发掘诸多伏藏。同时比较有进步色彩的是,一大批宗教领袖也开始站在“利美”的平台上。在这一时期“利美”思想被各派的宗教领袖所接受了,各派领袖之间互相灌顶、学习对方传承的事情也比较多,这在藏传佛教界起到了带头模范的作用。

  这一时期,“利美运动”代表人物们将传播佛教当做最重要的责任。佛光西渐的趋势打开了藏传佛教在西方的宗教市场,很多藏传佛教的传播者纷纷涌向国外,可想而知,他们要面对西方发达的工业社会,传播环境与之前的藏区迥然不同。况且在西欧等地已有所信仰的基督教等宗教,所以在传播的工作方面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和难度。在这一时期,“利美运动”代表人物除了以上三者之外,还有在国外弘法的十六、十七世大宝法王,在国内新兴的西藏智峰寺扎西俄仁活佛,他致力于建设西藏智峰寺利美佛学院。尽管他们在传播佛法时候所采取的方法不一样,但是他们都有一个明显的目的,传播佛法,让更多的人得到佛陀的教化。为此,在欧美传播佛法的创巴仁波切等,并没有固执地认为藏传佛教只能用藏语来讲授,而是通过学习英语,学习和适应传播对象的文化,修建许多禅修中心和佛学中心,做这些的目的自然是为了传教,而不是为了追随金钱主义而成为有钱人,因为从佛教内部来说,他们都以菩提心为重,行菩萨事业。在国内很有影响力的藏传佛教大师堪布晋美彭措,自改革开放以来,也是通过跨越种族文化到内地传法,以无分别的态度接收女众出家,无论是对藏传佛教的恢复工作还是在民族宗教文化交流方面都做出了贡献,直到圆寂之前,都致力于弘扬佛法。

  与众多的佛教传播者相比他们更主张“不分派别”,尊重各派传承教法,有很强的佛教主体意识,并且一致性的在传播佛法时都会“应机施教”。从另一方面他们的身份特点来看,创巴仁波切是从小被认证的活佛,受到了贡珠二世的“不分派别”思想的教诲。宗萨蒋杨钦哲曲吉嘉措是“利美运动”钦哲传承的主要人物,出生在不丹,他的家庭成员多半是活佛,是个典型的宗教家庭。他的主要上师便是“顶果钦哲”。法王如意宝是堪布,自然与活佛的身份不同,他在江玛学院的上师那里也接受了利美思想。还有其他的大德也是“不分宗派”的践行者,比如大宝法王,其实贡珠云丹嘉措是十五世大宝法王的主要上师,贡珠一世对噶举派影响深远,十六世大宝法王在国外弘法时期也是从利益广大众生出发,对各个教派都给以帮助,十七世大宝法王也是“利美思想”的实践者,在2016年1月讲解《解脱庄严论》时说道:“我们会把世间的对立、贪嗔心带入佛教当中,我觉得这样就不好了,刻意分教派、分你我只会让佛法坏灭的”。从此,“利美”思想的传播者们急切呼吁以不分宗派贵贱地传播佛法,可以看出“不分宗派”的思想在知明佛理的人群中受到了欢迎。

  5.3.3相关著作特点

  尤其在国内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宗教政策得到恢复,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趋向频繁。在这种背景下,藏传佛教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并且新兴起“喇荣”等诸多佛学院。

  表达出宗教和谐发展的强烈愿望。在国内各派恢复之际,也有不少关于“宗派无别”的著作。90年代初期由白玛根桑编著的藏语作品《教派源流综述》,该书在前四章以无偏袒的观念讲述了藏传佛教历史上的宁玛、噶当(格鲁也写在其中)、萨迦、马尔巴噶举、香巴噶举、希杰、宁珠、久儿之等八大传承详细的教法史。在第五章是以关于实践“宗派无偏袒”的讲授为题,讲述了实践宗派平等观念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培养或修炼宗派无别的净观。另外还有四川省藏校编著的《藏传佛教各教派综述及注释》,内容上是以客观的态度讲解藏传佛教八大传承的历史,法脉继承的主要人物,以及八大传承的见地,喇荣五明佛学院的内部诵读资料《宗派无别实践者的教言文集》,更是汇集了藏传佛教历史上日达瓦月努罗智等十多位学者的相关论著。还有关于藏区寺院的历史,由夏河人拉章嘎桑编辑的《无宗派主义观念当中的藏区部分寺院历史·祖先珍宝》,这本书的目录并没有按照教派的分别来对寺院名称排序,而是按照寺院首字母的藏文字母顺序进行排序,当中也有苯教的寺院历史。传统上说藏区由6000多座寺院,但因为文献缺失等原因,作者只整理了部分有名的寺志,介绍了寺院的历史、举办的讲修法会、历代的主要法王或堪布等。这些书籍都纷纷注重宗派关系,以破除极端的宗派主义为目的,为藏传佛就在新时代拥有和谐关系提供了正能量,提供了积极的价值观。

  这一阶段,“利美”的相关著作既有关于显宗的开示也有对于密宗的介绍。主要是围绕皈依、发菩提心、依止善知识、修前行等等问题展开的,内容上减少了神话色彩,趋向于逻辑。不再是仅仅运用母语写作,有汉语、英语等。由于所传授的对象不仅仅是藏民族,有其他民族的人。从内容上来讲,已经不再是对之前的经典注释或造论为主了,著作内容趋向于介绍藏传佛教的基本常识,并且具有一定的使用性。比如创巴仁波切所写的《突破道上的唯物》,宗萨钦哲的《正见》、《佛教的见地与修道》、《八万四千问》,法王如意宝的教言《不离》,都是在面对初学者阐述佛教的思想,各个门派的见地,修行的条件或结果等问题,以回答和解释的口吻引导人们如何认识佛教,避免走入宗派主义歧途,同时也传达了佛教的教义。

  善于运用浅显易懂的例子,言简意赅,这有助于传播对象的理解。比如宗萨蒋杨钦哲仁波切在回答关于利美运动的话题时,他用英语回答道“利美运动或者所谓不分派运动,事实上是佛法的精髓。它并不是一个教派,而是一种态度。这个态度是,如果你头痛,你就吃头痛药;如果别人牙痛,你不会坚持让他吃你的头痛药,他应该有牙痛药,而且你尊重牙痛药真的对牙痛有帮助。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大部分时候,我们都想推销我们自己的东西。”[ 宗萨蒋杨钦哲仁波切.人间是剧场[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10.p255]他把各派的法门比作能够治疗痛苦的药,并且指出要针对性的给“药”,而不是只推销自己的法门。国内藏传佛教学者多识仁波切在其《活佛说佛——佛教理论框架及其导读》一本书也强调说:“佛教具有大智慧、大方便,诸佛菩萨施教皆是应机化度,不局限于一经一说,对小机人说小乘法,对大机人大乘法,对胜机人说金刚乘,这就叫做归元无二路,方便有多门。”[ 多识仁波切.活佛说佛——佛教理论框架及其导读[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4.4.p116]批判那些只信丰一个经典、只承认自己教派正确、只承认一个法门的做法。

  5.4 小结

  综上所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以及民族宗教的民主改革,使藏传佛教摆脱了政教合一制度,走上了国际舞台,逐渐走向西欧物质非常发达精神信仰多元化的社会。藏传佛教的传播趋势日渐增强,各派大师都积极于传播教法,争取自己的宗教市场,因为宗教的发展始终离不开社会经济政治的扶持。在这个过程当中,涌现出了一批不拘泥西藏传统文化,通过其他民族文化传播佛法的“利美”大师,他们的文化平等观,超越了任何形式的种族姓氏文化歧视,超越了极端的宗派主义,通过书籍、网络、影视等手段,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其他宗教之间的对话,传达宗教和谐相处的心声,这也推动了国内国际的社会秩序的稳定。

  第六章 结论

  6.1本文研究回顾

  本文是从“不分宗派”运动的发展展开研究。通过梳理不分宗派与藏传佛教的发展关系,以及各个时期利美大师的主要事迹及性质,将不分宗派运动划为三个阶段 。一是不分宗派运动兴起阶段,二是继承阶段,三是传播阶段。

  19世纪中叶在康区德格土司辖区内兴起的“不分宗派”运动,是一次藏传佛教内部发起的一次追求宗派平等、弘扬各派教法的运动。“不分宗派”运动的主旨与藏传佛教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因此,这种关系贯穿着整个利美运动发展史。而每个阶段的利美大师们都有着不同的责任,也做出了相应的事业。从三个方面着手论证不分宗派兴起的原因,一是历史原因,二是社会人文,三是发起人的经历。同时也说明了不分宗派运动产生的积极性。第二阶段是围绕继承性展开,论述能够继承下去的内因外缘。第三阶段是传播阶段,是这个时期藏传佛教的传播阶段,从而例美大师在传播佛教的同时以“利美”为原则,一个是在传播教法时不分派别,一个是对于外界文化兼容并包。通过对每个阶段主要人物的利美事迹搜集,分析在每个阶段所有的阶段特征、人物思想特征、著作特征。

  6.2总结

  从宗教社会学中冲突论的观点来看,长期以来,由于历史、经济政治原因藏传佛教各派发展不平衡,教派与地方贵族阶层联合各取所需,寺院经济迅速发展。从而教派之间的利益冲突日益显著。尤其在格鲁派掌握西藏地方政权之后,形成了一派强势与多个弱势教派并存的局面。这当中噶举派与格鲁派的教派斗争较为严重,十世噶玛巴从经由康区到云南丽江,噶举派的重心也从西藏逐渐转移到了康区。伏藏传承是宁玛派三大传承之一,个别教派质疑伏藏传承,把宁玛派的大圆满见地也视为汉地和尚见,对旧译密法的真伪也表示怀疑。把觉囊派的他空见地说成外道。这些言论建立了“自正他邪”的宗派观念,对整个藏传佛教的稳定与和睦造成了困扰。

  另一方面,根据文献记载,八世纪的吐蕃译师比卢遮那就提出了“佛苯共存”的主张,就已经显露出藏传佛教的包容性。在后弘期,深明佛陀教义的人也曾提出过放弃门户之见的主张,比如元朝时期的萨迦派八思巴,明朝时期的觉囊派大师多罗那他,清朝时期的四世班禅,五世达赖,都有主张对宗派不偏袒的观点。但是它并没有形成藏传佛教的主流思想,也只有少数的高僧大德才去实践。

  在被称为康区文化中心的德格,由于历代土司开明的政策,各派寺院林立,形成了各派共存的局面,各派之间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又因为宗教的发展必须依靠社会资源,所以在发展寺院经济的同时也有各派之间的利益纠纷。在这样的社会人文背景下,利美运动应运而生。19世纪中叶在康区德格土司辖区内兴起的“不分宗派”运动,是一次藏传佛教内部发起的一次追求宗派平等、弘扬各派教法的运动。不分宗派的目的就是维护藏传佛教内部的团结,弘扬佛法,利益更多的人。并不是宗派融合运动,不是要把各派的教理互相融合成一体,它主张求同存异。这些从传承各派的教法以及编著五大藏的事迹可以看出来。

  利美运动的出发点是什么呢?如果理解为一种主张宗派平等的运动,是比较字面的浅俗的理解,利美运动是通过主张宗派平等,来促进各派之间的互动与学习,尤其是对长期衰弱的教法进行补救措施,从根本上来说是依佛陀“应机施教、应才施教”的原理来弘扬佛法。

  直到今天,越来越多的藏传佛教大师在发扬着“利美”精神,“利美运动”依然持续着,在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当中,从利美运动自身发展与在不同时期对藏传佛教的推动作用来看,本文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兴起阶段,在这一阶段主要有蒋杨钦哲旺波、贡珠云丹嘉措、德千乔吉岭巴三人,他们三人来自不同教派,但通过不分派别的传承教法,互相学习,互为师徒。对各派的主要教法进行了一次空前的结集,整理成五大藏。从藏传佛教内部的观点来看,他们三人是藏传佛教前弘期时的无垢友、比卢遮那、莲花生的化身。其实这种化身身份的重构,有利于旧译密法的复兴与弘扬。除此以外,也对觉囊、希杰等教法做了补救,这些都收录在了《教诫藏》。利美运动的影响也从德格波及到了康区。

  到19世纪末,主要的三维倡导人相继去世。在20世纪初,蒋杨钦哲的法太子弥旁仁波切建立了学谦寺佛学院,标志着利美运动进入新的阶段。由于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期,弥旁仁波切、宗萨钦哲、顶果钦哲等在传承利美精神的同时,在原有的基础上修建禅修院、讲修院,创建佛学院,邀请各派的堪布讲授经典。将五大藏视为各派共同的课程。因此,在这一阶段,通过活佛转世制度认定“利美”继承人,通过修建佛学院培养更多的“利美”僧人,通过书写论著回击对觉囊、宁玛等见地的恶意攻击,极力维护藏传佛教各派的平衡发展局面。所以称其为继承阶段。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宗教民主改革的落实,政教分离以后,藏传佛教从固化的寺院经济体系中走出来,逐渐进入传播阶段,到内地沿海地区、国外欧美地区、东南亚地区、澳大利亚等。在这一弘扬佛法的趋势下,藏传佛教各派引来机遇。传播的过程当中需要遵循佛陀的教义,要主张平等,和谐,宗派也不在例外。另一方面,传播的过程也是文化交流的过程,尤其是在文化差异、价值观念相差较大的西方社会传播佛法有多方面的困难,而对于“利美”大师来说,文化正式佛陀教法传达的工具,像创巴仁波切等通过西方文化传播佛教。在改革开放以后,藏传佛教在国内迅速传播开来,以堪布晋美彭措为代表的“利美”大师跨越了种族、性别的界限,在内地广弘佛法,修建了喇荣五明佛学院,容纳藏汉各地僧人。在这一时期推动了藏传佛教发展,促进了民族文化交流,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提供了和谐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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