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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保护

发表日期:2020-01-14 11:01:44   编辑:王静

  三、 我国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现状及修订

  (一)我国网络虚拟财产保护状况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我国互联网一直在强劲发展。现在互联网已经成为我国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随着网络及科技的发展,现实生活中涉及网络虚拟财产交易、处分的纠纷愈发频繁,也因此衍生出一系列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问题。但是我国目前在保护网络虚拟出财产的道路仍然漫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五条的规定 “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我国现行法律体系采用的是物权法定原则,但纵观我国现有法律,并未有法律条文对网络虚拟财产的作出明确的界定,因而,对于具备物权属性的网络虚拟财产来说,其不但未能受到《物权法》的保护,也没有被明确列入其他法律的保护范畴内。

  尽管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并未对网络虚拟财产的性质进行明确界定,在司法实践中也回避了对网络虚拟财产的性质直接作出认定,但对网络虚拟财产所具有的财产权属性却普遍达成了一致意见。大部分法院都认为网络虚拟财产具有财产权属性,因此需要进行一定的保护。例如2006年宁波海曙区某法院的法官在一起对网络虚拟财产的盗窃案的判决书中明确指出:“虚拟财产在本质上属于动产”,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2009)二中民终字第18570号]中,做出二审判决并在判决中明确:“法理中对于虚拟财产的性质众说纷纭,大体有三种观点,即:知识产权论、债权论、物权论。在现有法律框架下,虽然法院不宜直接将虚拟财产的性质直接归入上述三种观点中之一,但虚拟财产具有以下特点……由此使得法院可以认定虚拟财产具有法学意义上的财产权性质,并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在玩家与运营商之间或玩家与玩家之间等较为广泛地通过交易体现其货币价值。”

  即便如此,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保护问题仍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因为我国并非实行判例法,而关于网络虚拟财产这方面成文法的空缺,也导致司法实践过程中各方都缺乏一明确的法律规范作为标准。

  (二)网络虚拟财产法律修订的思考

  正因为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以及我国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对网络虚拟财产保护存在缺失,编纂民法典的专家们在编纂民法典时意识到承认网络虚拟财产合法并给予保护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因此,民法典总则的编纂过程中,已经开始着手对网络虚拟财产做出定义。

  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在2015年4月19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以下简称“民法总则建议稿”)中,第一百零八条【网络虚拟财产】规定“网络虚拟财产视为物,受法律保护。”这里明确将我国将网络虚拟财产应视为物,并受法律保护。

  但在2016年07月5日公布在中国人大网(www.npc.gov.cn)上的民法总则草案中,对该涉及网络虚拟财产的规定作出一定的修改。第一百零四条规定:“物包括不动产和动产。法律规定具体权利或者网络虚拟财产作为物权客体的,依照其规定。”

  同时,民法总则草案中第一百零八条规定:“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就下列客体所享有的权利:(一)作品;(二)专利;(三)商标;(四)地理标记;(五)商业秘密;(六)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七)植物新品种;(八)数据信息;(九)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内容。”

  对照两个文件,我们能发现民法典总则的编纂过程中,对网络虚拟财产的定义进行一定修改。从建议稿中直接将其视为“物”,到二审稿中“法律规定具体权利或者网络虚拟财产作为物权客体的,依照其规定”,明显参与编纂项目的专家们对网络虚拟财产的定义明显趋于保守了。

  在此,笔者认为这一变化与物权法的传统理论有关。物权制度的渊源可以追溯至罗马法,但罗马法并没有明确出现物权这一概念。物权这一概念是由中世纪注释法学派在研究、诠释罗马法时创造的。一般认为,1811年的《奥地利民法典》率先在立法上采用了物权的概念。同时,《德国民法典》率先在法典中设立了“物权”编,对物权制度作了系统、完整的规定。其后,物权概念为多数国家的立法所接受。

  正因为物权的理论存在悠久的历史,而我国编纂《物权法》时继承的是这一历史悠久的理论,也因此造成我国物权法中物的种类是特定的。其传统的法理基础如下:

  首先,物权法定原则的要求。物权法定原则就是要求物权支配的客体必须特定化,这一原则也是目前物权法与债权法在法理学上的根本区别之一。

  孙宪忠老师于其所著《中国物权法总论》中对物权法定原则的含义作两点归纳:(1)一项物权在变动时,其所支配的物必须是已经客观存在的。(2)一项物权在变动时,作为物权客体的物与他人的物权在法律上不存在不可分割的情形。

  第二,物权公示原则的要求。物权的一切变动须遵循公示原则,也就是说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都需要以法律许可的方式向社会进行展示,从而保护物权人对物所享有的意思独断的权利,并在行使物权时能够具有排除他人意思表示的效果。如果某一种物,其权益的变动无法通过法定的形式向社会进行公示,则将该种物作为物权法上的物,并通过《物权法》对其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进行规制是不具有法律意义的。

  显然,网络虚拟财产这一新鲜事物与传统的物权法理论格格不入,因而民法典编制小组在编纂民法总则时,需要考虑这一理论性的问题。因此,在建议稿中专家组已经巧妙地规定“网络虚拟视为物”。这一规定,明显承认网络虚拟财产不是物,但我国法律为了保护好这一网络虚拟财产,需要将其视为物。

  因此,网络虚拟财产是否属于物权客体,仍需要更加明确的法律规定。

  我们从2015年的民法总则建议稿中第一百零八条到2016年的民法总则草案中一百零四条中还是能看出,民法典编纂组专家们还是倾向于认为网络虚拟财产应属于物权客体,应受相关法律规定并受其保护,但还需要完善一系列配套法律,从整体上保护网络虚拟财产。

  四、对网络虚拟财产法律保护的建议

  尽管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已经开始重视保护网络虚拟财产,但我国保护网络虚拟财产的道路仍然十分漫长。结合现有法律及案例,笔者认为,保护网络虚拟财产仍需要修缮各种法律细节。例如由于网络虚拟财产存在于网络之中,涉及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服务器等各种问题,导致现有的举证责任分担对网络虚拟财产的所有者明显不利,因此现有的证据规则需要进行一定的修改从而更好地保护网络虚拟财产。同时,由于网络虚拟财产价值难以确定,导致因网路虚拟财产的价值发生争议时的解决方案都很难让人都满意。

  笔者在此结合相关现状,对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保护工作及实施提出如下建议:

  (一)建立网络虚拟财产价值认定体系

  对于网络虚拟财产的价值性,无论是我国现行司法实践还是法学界,亦或其他国家地区立法和司法实践,都是予以确定认可。但是对于网络虚拟财产价值的大小、价值的确定方式却大相径庭。

  一方面,由于虚拟网络世界是基于现实以及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而形成的,其四者的联系方式千变万化,这便导致网络虚拟财产价值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不同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提供网络服务时,其网络服务技术、客户群体、运营成本等方面又存在着巨大差别,这也与网络虚拟财产价值的确定密切关联。同时,由于网络虚拟财产在不同网络用户之间、不同网络服务中的供需关系又千差万别,网络虚拟财产的价值往往存在较大波动变化。因而,一旦发生网络虚拟财产纠纷,网络虚拟财产价值的确定便十分困难。在当前阶段确定网络虚拟财产的价值主要依靠网络服务提供者定制的价格或者网络用户在交易过程中形成的市场价格,但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定制价格时必定受其自身利益所驱动,容易根据其利润成本和市场占有份额调整价格;而交易过程中形成的市场价格又容易受到供需关系、网络用户投入成本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因此,笔者认为,为更好的解决网络虚拟财产纠纷带来的各种问题,在草案明确界定网络虚拟财产的同时,应当建立网络虚拟财产价值认定体系,明确网络虚拟财产价值的认定方式、机构、途径。

  (二)明确网络虚拟财产归属问题

  鉴于网络虚拟财产的双重占有性,一方面,网络虚拟财产由网络服务提供者直接占有,另一方面,网络用户又可以通过间接占有而享有对网络虚拟财产使用、处分、收益等权利,这便给司法实践认定网络虚拟财产归属带来困难。

  对于网络虚拟财产归属认定的问题,目前主要的观点有三种:一是主张虚拟财产应当归网络用户所有,因为用户通常为其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甚至不菲的金钱。二是认为虚拟财产应当属于网络服务商或运营商,几乎所有的网络协议条款都是如此规定,用户既然接受了协议条款,也就等于同意对虚拟财产的权利安排;三是认为虚拟财产应当归属网络服务商或运营商,但用户也拥有对虚拟财产的使用权,这样可以平衡二者利益。 但笔者认为,基于网络虚拟财产种类形式千差万别,其产生和使用方式也不尽相同,不同类型的网络虚拟财产纠纷中主张的权利类型也必然存在差异,因此,既然草案已拟界定网络虚拟财产属于物权范畴,那么如何确定网络虚拟财产归属问题应首当其冲,尽快明确。

  (三)加快完善我国网络实名的相关制度

  对于那些可以明确归属于网络用户的网络虚拟财产,一旦因纠纷涉及诉讼,都会遇到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就是需要举证证明该网络虚拟财产属于该名网络用户的。

  然而,鉴于当前我国网络环境和网络执法整顿情况,举证证明存在一定的困难。曾经,法院在面对涉及网络数据信息的问题时,都一刀切地要求案件当事人对该问题进行公证。法院认为只有经过公证这一程序才可以正式认定该证据的效力。但现今对于一些小额案件,部分司法实践只要当事人能在庭审过程进行演示或通过其他证据佐证,达到审判人员内心足够确信即可。

  但是,通过这种方式履行证明责任也明显存在不合理性。倘若网络虚拟财产已经灭失,网络服务提供者不配合举证责任,当事人(网络用户)根本无法完成这一公证程序。而实行网络实名制,每个账号都能与网络用户一一对应,一旦发生纠纷诉诸法院,不仅可有效减轻举证责任,而且能节约诉讼成本,提供司法效率。

  (四)照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工作模式,设立专门办理网络虚拟财所有权登记的政府行政职能部门。

  网络服务提供者控制着存在于网络服务器中的一些重要的信息,而网络用户却不能实际且完整的控制甚至不能了解这些信息,这种信息不对称的状况导致网络用户在保护自身网络虚拟财产时处于一弱势地位。

  同时,即使是网络用户已经十分了解自身的网络虚拟财产,但网络虚拟财产存管于网络服务器之上,网民对其享有的网络虚拟财产的权益数量、价值均未经具有公信力的职能机构的登记。在发生争议时,以现有法律体系,网络用户的举证存在太多困难。

  但是,当我们参照现有不动产登记中心的方案,结合上文提到的网络实名制,设立一特定的行政职能部门,对网络虚拟财产的数量、价值进行登记。为了节省成本,可以出具相应的数字证书,从而可以将网络虚拟财产作为可客观评价的形式要件,也符合物权理论中的公式原则。

  (五)建立网络虚拟财产的物权变动制度。

  当将网络虚拟财产认为是物权的客体时,就赋予网络虚拟财产所有人对该网络虚拟财产进行处分的权利。而依据物权公示原则,网络虚拟财产作为物权法上的物在其物权变动时亦应遵循这一原则。这就要求物权人在处分其网络虚拟财产时,应以一定的形式向社会进行展示。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在相关行政职能部门办理登记手续或通过权利凭证的交付以达到公示的目的。

  这既有利于网络用户的财产保护,也利于国家打击犯罪分子通过网络虚拟财产进行违法犯罪的事情。

  由是,将网络虚拟财产作为物权的客体在立法上并非完全不可行,民法典在编纂过程也正在体现这一主张。笔者亦认可将网络虚拟财产纳入物权法的保护范围,这有助于解决当下涉及网络虚拟财产争议时所遇到的问题,也同时赋予网络虚拟财产作为物权法上的“物”进入交易市场进行流通的可能性,有利于网络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但是,即使民法典总则在编纂过程中对此进行一定的规定,相关法律仍然十分不完善。如果仅有民法总则草案的规定,未能就网络虚拟财产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则民法典总则出台后仍然会和现在一样,涉及网络虚拟财产交易的纠纷缺乏统一标准导致争议无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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